支援文本起源學之手稿數位圖書館初探 / A Proposal About Digital Library with Genetic Criticism

這是國際檔案學期末報告。我一直想把KALS的數位共讀拓展到支援數位人文的研究上，赫然發現文本起源學這個文學批評方法，於是試著提出一套手稿數位圖書館支援跨領域研究的提案。

This is a final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Archive Study”. Because I want to use KALS to suppor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 try to found a textual criticism theory named “genetic criticism” and proposed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is report.

報告檔案 / Report

檔案下載：Google Drive、OneDrive、Box、MEGA

報告全文 / Fulltext

壹、 手稿數位典藏的現況

近年來臺灣圖書館界對於名人作家的手稿典藏位蔚為風潮。手稿（rough draft，法語：brouillon）一般是指附有批改標註、用於完成最後文學作品的作業草稿 (De Biasi, 1996)。國家圖書館將手稿的保存視為文化保存與傳承之重任，不僅接受來自各界捐贈的手稿內容、也致力主動徵集名人作家的珍貴手稿，並提供數位化檢索目錄、展覽等各種加值應用。對圖書館來說，手稿大多限定於古典意義的觀點，主要指的是手寫、手作的「任何非印刷的文本資料」，但內容定義則較為開放，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書信、日記、劇本、評論等等（國家圖書館，2013）。

國內手稿典藏以國家圖書館的「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為首，以當今之名人名家為徵求對象，保存文人作家、重要政治人物、軍事家、科學家、企業家、藝術家與宗教家等對社會有卓越貢獻的各行各業人士的珍貴手稿 (http://manu.ncl.edu.tw/) （國家圖書館，2013）；臺灣學術龍頭的臺灣大學圖書館則典藏了王文興、林文月、葉維廉、白先勇等多位臺灣大學出身的文學創作相關者的手稿、文評、書信、授課講義（蔡碧芳，2012）；政治大學目前的典藏內容是以陳芳明、余光中、張曉風三位文學作家為主，並以ContentDM典藏系統建構美觀的線上手稿瀏覽展示介面（http://contentdm.lib.nccu.edu.tw/cdm/），如圖 1所示（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2014）；清華大學圖書館則收錄葉榮鐘、紀剛、唐文標等作家之捐贈手稿，並費時3年完成「葉榮鐘先生捐贈資料」數位化工作，架設「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網站（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交通大學圖書館目前已經收藏施敏、楊英風、張系國、倪匡、劉興欽、葉宏甲等藝術家的創作原稿，並於館內設置「浩然原稿特藏室」與「浩然藝文數位博物館」(http://folkartist.e-lib.nctu.edu.tw/) 專門保存原稿並將數位化原稿提供網路瀏覽；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則是以余光中名譽教授的手稿為主要典藏對象，不僅將余光中現存手稿進行數位化，更建置將數位檔案與文學作品篇目連結的資料庫 (http://dayu.lis.nsysu.edu.tw/) （蔡孟軒，2012）。

 

圖1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之陳芳明手稿

資料來源：「陳芳明手稿」，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2014，上網日期：2014年6月29日，檢自：http://contentdm.lib.ncc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fmc

 

目前各館典藏名人作家手稿的用途主要以提供讀者查檢與展示為主。以臺灣大學圖書館為例，館方先將典藏手稿進行重製，再依據捐贈同意書決定是否將重製手稿提供給讀者重製，或是收錄於圖書館的線上公共目錄供讀者查檢；另一方面則是視手稿內容，配合相關活動進行展覽與設置主題活動網頁，或與不同單位合作出版以手稿為底本的書籍、紀錄片拍攝、活動佈置等等（蔡碧芳，2012）。除了典藏與展覽等用途之外，部分文史研究者也零星地對手稿進行分析與探索，發掘手稿在文史研究上的價值。然而，儘管對於手稿研究價值有所認知，但國內手稿數位典藏目前大多仍在摸索有效支援手稿研究的方向。

在此，本文必須先釐清文人作家手稿典藏的意涵，以及其對於文學批評研究上的重要性。接著，本文藉由介紹法國文學批評領域中的「文本起源學」(Genetic Criticism)，揭示文學研究者以「前文本」(avant-texte)剖析作者手稿、筆記與標註等文件的結構化研究方法；並從文本起源學研究在先天上的門檻，歸納可由圖書館員與檔案館員在手稿蒐集、組織、典藏與保存的專業上可著力的缺口；最後本文將從技術面介紹目前支援文本起源學之手稿數位典藏的研究成果及其所使用的TEI與EAD標準，再基於TEI的不足提出具手稿圖形標註以供文史研究者基於文本協同討論、進行研究分析的手稿數位圖書館架構。

貳、 手稿對於文學研究的價值

法語中的「littérature」係指文學，而楊國政（2001）認為這一詞彙也可以拆解成「litté」（文字）與「-rature」（塗改）成兩個部分，法國手稿研究者De Biasi (2001)則是將littérature以同音異義解讀成Lis-tes-ratures，其意思為「讀你的塗改」。這些語言上的文字遊戲，皆反映出文學寫作的內涵在於不斷構思、持續撰寫與反覆修改的一連串過程。早在德國浪漫主義時期所興盛的「重視創作過程的美學意識」，讓19世紀以來不少作家把寫作期間所有的計畫、草稿、閱讀筆記、註解、修改等等的手稿資料小心翼翼地保存起來，以作為作家寫作的歷程證明之用（彭俞霞，2012）。

嚴格來說，手稿依照年代的不同，可分成「古代手稿」(medieval manuscripts)與「現代手稿」(modern manuscripts)這兩種類別，其意義上有很大的差異。18世紀以前，由於書寫工作被視為無能的象徵，是「上帝為了懲罰人類最初的錯誤，而讓人類蒙受的厄運」。因此作家不僅很少保留自己的創作手稿，更少親自執筆進行寫作。而文本往往是以抄寫的形式流傳，這種以公開為目的的抄寫手稿被分類為「古代手稿」(De Biasi, 2000)。

18世紀以後，隨著印刷術的蓬勃發展，手稿逐漸失去公開交流的功能，而作為記錄作家私人思想活動的價值則是相對提昇，進而形成所謂的「現代手稿」，也是現今手稿研究的主要探討目標。19世紀有些作家在書籍出版之後，仍保留其撰寫期間使用的手稿，並於逝世後捐贈給公共檔案或私人機構 (Van Hulle, 2011)。這種捐贈運動源自於18世紀末的德國，德文以「Vorlaß」指逝世之前即已捐贈，而以「Nachlaß」指作家在逝世之後留存全部的手稿。在1830年左右，手稿捐贈的運動也於法國確立，並進而擴展到歐洲其他國家。例如1881年法國作家雨果(Victor-Marie Hugo)即在遺囑中指示將所有手稿捐贈給巴黎國家圖書館，促進了巴黎國家圖書館的現代手稿部門的成立（何金蘭，2011；彭俞霞，2012；齐小刚，2009；Grésillon, 2008）。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後，西方各檔案館典藏的大量作家手稿檔案資料，促進了手稿研究的進行。文學批評的研究者將重點從作者轉向作家、從結果轉向過程、從文本轉向手稿、試圖透過這一系列的轉移來重新詮釋文學作品。而文學批評研究者對於各種手稿所進行研究的豐碩成果，挖掘出了手稿典藏所具備的珍貴文學價值。

舉例來說，Ferrari (2012)在分析詩人佩索亞(Fernando Pessoa)隨筆的手稿詩集中，透過比較佩索亞其他手稿上的字跡與其他相關資料的佐證，獲得了與另一位學者Dionísio不同的解讀成果，成功解讀了難以識別的草寫文字「scarce」。最後拼湊出詩文內容如圖 2 (b)所示，底線文字則是解讀出來的單字，可以與圖 2 (a) 原稿相互比較。

 

(a) 詩集手稿原始檔案

“One hell-drawn sound scarce gone

Another follows on”

(b) 分析結果

圖 2 詩人佩索亞手稿

Note. From "Genetic Criticism and the Relevance of Metrics in Editing Pessoa’s Poetry," by Ferrari, P., 2012, Brown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nk.gis.brown.edu/Departments/Portuguese_Brazilian_Studies/ejph/pessoaplural/Issue2/PDF/I2A01.pdf.

 

解昆樺（2010）分析了1920年代臺灣新詩發展過程中的領袖人物──賴和所留下的手稿，發現可以從賴和在手稿刪改的過程中，呈現出對於「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敘述主張中，如何調和詩意修辭與音樂性的詩學議題，以及賴和對此議題所進行的辯證性修辭實驗。另一方面，布里安‧斯挺普森（2006）在分析新小說派代表法國作家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寫作時使用的手稿，發現杜拉斯在邊欄空白處加註了大量的場景描述，揭露出杜拉斯以抓住現實或虛構的圖像來推進寫作的一種創作方式；同樣地，小說劇情中未曾明示的人物關係，也得以藉由手稿上豐富的標註內容，而解開了光靠文本閱讀難以捉摸的背後糾葛。

綜合以上研究來看，手稿具備的研究價值，能夠引領文史研究者、評論者與讀者清楚地看到作者意圖；並讓傳統結構主義過於著重共通性的文學批評學派，開拓出Bergson（1993）所強調的進化哲學批評觀點，將歷史時序觀點納入文本變遷的分析研究，呈現一篇文學作品如何走向「最完美狀態」的演變過程（杨国政，2001）。儘管如此，以手稿作中心的研究在20世紀以前仍僅止於個人零星且分散的探索。直到20世紀後半之後，研究者對於手稿的分析才邁入系統化、理論化的發展（彭俞霞，2012）。

參、 文本起源學介紹

20世紀的20年代到70年代之間，針對作者手稿的相關研究開始了有一定的規模與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是1977年創立手稿分析中心(the Centre d'Analyse des Manuscrits, CAM)的Louis Hay所提出的法國文學研究新方向——「文本起源學」(genetic criticism)。該中心隸屬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並結集了多個專家小組，針對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佛樓拜(Gustave Flaubert)等法國知名作家的大量手稿進行研究。1982年，該中心與法國國家圖書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合作，並改名爲現代文本手稿研究所(Institut des Textes et Manuscrits Modernes, ITEM) （彭俞霞，2012；Ferrer & Groden, 2004）。

根據Ferrer與Groden (2004)的定義，文本起源學係基於了文學批評(textual criticism)的形式，或是其中一種分支。但是相較於其他文本批評的研究方法，文本起源學更注重於使用手稿(manuscripts)作爲文本批評的工具，用更具體的文本證據來取代推測與假設的分析。比起作者思維的誕生，研究者更注重的是文本形式的構成。文本起源學研究對象包括所有與作品誕生有關的材料，主要是利用作者使用過的素材以及創作各階段的痕跡，例如標註、筆記、草圖等手稿。

文本起源學主要由兩部分構成，首先是對資料的蒐集、整理、排序、彙編、出版，然後再基於整理過的起源資料，以各種方式進行分析、評論、闡釋等等。前者可概括爲描述，後者則是一種「解釋」，又稱爲「發生學的評論」。文本起源學的研究重點在於「前文本」（avant-texte，英文爲pre-texte或foretext）本身。前文本這個概念是1972年由Jean Bellemin-Noël等人於「文本與前文本」(Le texte et l'avant-texte)一書中所提出，用來描述作品在完成之前使用的所有文件。與改作品所有相關的文件與文本自成一個系統，而正式發表的文本僅是前文本不斷演進過程中的一種狀態。爲了用來解讀作品的文本，前文本必須得將紛繁複雜的手稿盡可能忠實地整理後，成爲具有邏輯性的可讀資料。

ITEM的所長de Bisai (1996)在「何為文學手稿？文本起源文件的功能分類」(What is a literary draft? Toward 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genetic documentation)一文中，將作者創作文本的流程與類型歸納成不同階段的創作流程分析表，用來釐清文本起源學分析與其所對應文件之間的關係，如

表 1所示。創作流程分析表的第一欄是文本起源學的分類，包含了前文本(avant-texte)、文本(text)與後文本(posttext)三大階段以及底下各自的子階段，可用於解釋文本創作順序、瞭解流程之間的邏輯性。而各階段可對應到表格第四欄的文件類型，並配合表格第三欄顯示的文件操作型定義，可以判斷該文件是來自於作者進行創作時期的內部起因(endogenetic)與外部起因(exogenetic)，如表格第二欄所示。de Bisai特別強調的是，這個創作流程分析表並非代表所有作者皆會採用這個流程來進行創作，但是卻是輔助文本起源學研究中理解創作流程邏輯的一種有效工具。

 

表 1 文本起源學的創作流程分析表

文本起源學階段	文本創作時期	操作性定義	文件類型
前文本 (AVANT-TEXTE)
暫定的階段	創作前的時期
	探索作品開始前的外在與內在起因	起源：靈感的初始來源與重現	l 先前蒐集的起源學材料 l 工作計畫或是未完成的作品 l 筆記本、邊欄標註、文件 l 先前的計畫或靈感的筆記
探索階段		探索：計畫前的格式	l 詳盡的工作計畫 l 詳盡作品的零散資料 l 計畫或靈感的修改筆記
預備階段	初始外在起因或內在起因的結構化	決定：決定寫作計畫 構想	l 初始規劃筆記 l 需求資料的預備筆記 l 初始的草圖、綱要 l 初始的工作計畫或劇情
起源手稿可知範圍的起點
		初始計畫	l 整體的草圖、時間順序 l 整體的粗略架構 l 整體的計畫或是劇情
結構化階段	寫作時期
	內在起因的結構化	架構：作品的整體架構	l 撰寫中的工作計畫或劇情 l 情節安排與時間順序的筆記 l 列表、局部的工作計畫與草圖 l 部分章節的粗略架構
研究階段	外在起因的筆記	研究：研究作品的細節	l 閱讀筆記與研究筆記 l 圖形筆記或是重點標示 l 地形草稿與概要 l 各種文件、非手寫的文字
寫作階段	內在起因的結構化與筆記	文字化：重建或是結構上的修訂	l 開放與部分的概略架構 l 作品草稿 l 修正整體章節 l 作品的情節筆記 l 作品的概要與草圖 l 寫作中的工作計畫與步驟 l 概述摘要 l 趨近完成的作品草稿 l 校訂過後的謄本

 

寫作後的階段	出版前的時期
	內在起因的筆記	最後修訂	l 選定之前的草稿 l 選定的草稿
起源手稿可知範圍的終點
			l 選定草稿的修訂副本
	內在起因的筆記	出版準備	l 修正過後的副本手稿 l 修正過後副本或是印刷稿 l 修正過後的校訂稿
文本 (TEXT)
文本的差異	出版時期
	文字化的內在與外在起因	修改發表 新版本	l 排版的註記 l 初版之前的印刷品 l 書本形式的初版 l 作者人生中第二版到最後的每一版本 l 盜版 l 最後版本 l 作者人生中對於最後一版的手寫修訂
後文本 (POSTTEXT)
	發表後的時期
		作者過世後的版本	l 作者未確認的版本

Note. From "What is a literary draft? Toward 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genetic documentation," by De Biasi, P.-M., 1996, Yale French Studies, 26–58,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930337.

 

然而，文本起源學的研究，特別是在於前文本的分析上，必須從歷史、文學流派與文本起源過程等不同專業進行三角鑑定。光靠單一研究者是難以克服分析、解讀上的盲點，或是有效考證正確的相關前文本。前文本的蒐集與整理本身就是一項龐大的工程，獨立研究不僅難以有效率地蒐集相關文件，面對數量龐大的手稿資料，更需要配合圖書資訊學與檔案學所使用的知識組織方法來進行資料的保存。文本起源學的種種門檻，對與習慣單打獨鬥的研究者來說是一項難以跨越的高牆。為了克服個人獨立研究所帶來的侷限性，彭俞霞（2012）建議文本起源學的研究已經必須基於機構為中心，並組織專家團隊以專案合作的形式來發展。

因此，為有效支援文史研究者進行文本起源學的研究，圖書館應不僅止於提供手稿數位化檔案，更應在擁有豐富手稿資料的基礎上，將手稿數位典藏發展成可供文學、歷史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等各方專家共同協力進行分析的手稿數位圖書館，以達到Marchionini (1999)提出數位圖書館之內容、社群、技術與服務等四個構面。接著，本文以下將從技術面的角度，對現今之手稿數位典藏提出功能上的建議。

 

肆、 支援文本起源學研究的手稿數位典藏技術

以現代文本手稿研究所(Institut des Textes et Manuscrits Modernes, ITEM)為首，文本起源學發端的法國研究者在「Genesis」、「Recto/Verso」這兩大期刊上發表許多文本起源學的相關論文，而法國魯昂大學(université de Rouen)的佛樓拜中心更對佛樓拜的經典小說「包法利夫人」手稿有著豐富的研究成果。佛樓拜(Gustave Flaubert)是以小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著名的法國文學家。為了以大量繁瑣的細節描述包法利夫人的心理，佛樓拜撰寫了1800多頁正反兩面的「包法利夫人」手稿，而最後刪改到500多頁之後才定稿。佛樓拜字字珠璣、極盡可能的反覆修改，洗練的文字不僅呈現出他嘔心瀝血的創作歷程，更是為文本起源學帶來豐富的研究資料。

魯昂大學彙集包法利夫人手稿的研究成果並公開與網際網路，將之建置成包法利夫人手稿數位典藏(Édition des manuscrits de Madame Bovary de Flaubert)。此數位典藏不僅提供包法利夫人的手稿數位化圖像檔案、檢索以及統計等各種功能，最重要的是，他們提供了可彼此參照包法利夫人手稿圖片與手稿解析結果文字的瀏覽界面，如圖 3所示。為了能夠呈現解讀手稿上編修標註的結果，包法利夫人手稿數位典藏發展了一套編碼方式：黑色文字表示福樓拜的原稿；在邊欄或行間增加的標註則以藍色斜體文字呈現（增加的註解）；被刪除的文字則刪除線標示（被刪除的文字）；強調的文字則以底線顯示（強調的文字）；不確定的字後面會加上一個星號(*)，而不確定的文字段落則包圍兩個星號加註(**)等等。透過各種編碼方式，包夫利夫人手稿數位典藏呈現了對於包夫利夫人手稿分析的研究結果，不僅是為文本起源學帶來研究上重要的里程碑，同時也為手稿數位典藏揭示了未來發展的更多可能性。

 

圖3 包法利夫人手稿數位典藏

Note. From "Édition des manuscrits de Madame Bovary de Flaubert," by Flaubert, université de Rouen, 2009, Retrieved July 15, 2014, from http://www.bovary.fr/.

 

而在手稿研究編目的技術上，人文領域數位典藏也有發展出對應的後設資料標準規範，以因應來自日漸蓬勃的手稿研究社群的各種需求。文字編碼組織後設資料標誌集(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TEI)既是其中一種適用範圍最為廣泛的後設資料標準規範。TEI可用於所有時期、任何語言的文本上，為出處、結構、異讀、省略、註腳、索引、表格等標註進行編碼，並允許著錄的編輯者加入解釋、標註與修訂資訊，甚至能夠記錄未完成解讀結果的確定程度。TEI擁有超過500個元素、屬性、集以及模組，其中手稿描述模組特別適用於手稿類型的文本資料（王雅萍，2012）。舉例來說，圖 4 (a) 的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目錄摘要可以圖 4 (b) 的TEI編碼形式進行編目。透過TEI編目的手稿資料，不僅有利文本起源學的解讀與研究，也可進一步提供機器演算法進行大量的資料探勘分析。

 

(a) 原件檔案

 

(b) TEI編碼格式

圖4 博德利圖書館目錄摘要TEI編碼範例

Note. From "10 Manuscript Description," by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2014, The TEI Guidelines, Retrieved July 15, 2014, from http://www.tei-c.org/release/doc/tei-p5-doc/zh-TW/html/MS.html.

 

在使用案例方面，惠特曼數位典藏可說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成功專案計劃。為了組織美國詩人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散落各地的手稿資料，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以檔案描述編碼(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EAD)後設資料描述規範建立了惠特曼數位典藏(The Walt Whiteman Archive) (Barney et al., 2005)。跟我國手稿數位典藏常採用的Dublin Core不同，EAD是一種廣為使用的檔案標準描述與檢索工具，特別適合用於檢索複雜的手稿檔案。EAD為單一手稿的案件(item)層級標示標題與日期的方式係使用<unititle>與<unidate>；描述案件內容的方式係使用<scopecontent>；而上下層級則可以使用<c>標籤來表示。惠特曼數位典藏的檔案描述詳細到案件層級(item-level)，並可提供典藏位置連結以及案卷層級的前後脈絡，也可以連結到手稿數位圖像以及以TEI編碼的手稿檔案分析資料，如圖 5所示。

 

圖5 Walt Whitman數位典藏中以TEI編碼的手稿檔案

Note. From "The Walt Whitman Archive," by Folsom, E., & Price, K. M., 2014, Retrieved July 15, 2014, from http://www.whitmanarchive.org/.

 

在Walter與Price (2004)發表的文章中揭示了惠特曼數位典藏如何整合英文學家、圖書館員以及檔案館員三種跨領域專家所組成的團隊，並且描述他們如何使用EAD來組織惠特曼的手稿檔案。圖 6是惠特曼數位典藏以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與結合顯示樣式的XSLT格式(eXtensible Stylesheet Language Transformations)來結合EAD與TEI檔案的步驟流程。首先，第一層XSLT樣式表是將不同層級的手稿案件檔案以EAD檢索工具的<c01>來描述，以此將所有手稿案件歸類為<c01>層級；然後第二層樣式表則是以<c02>層級與TEI的編碼格式建立手稿之間的關聯，而<c02>則是包含在<c01>之間；第三層則是將EAD整合資訊轉換成HTML顯示格式，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取得詩集的所有手稿。

 

圖6 惠特曼數位典藏的案件層級XSLT檔案建置流程

Note. From "An online guide to Walt Whitman’s dispersed manuscripts," by Walter, K. L., & Price, K. M., 2004, Library Hi Tech, 22(3), 277-282, doi:10.1108/07378830410560071.

 

然而，儘管TEI可將手稿檔案以數位格式進行鉅細靡遺的編碼記錄，但是根據Burghart與Rehbein (2012)對TEI使用社群的調查中發現，由於TEI過於複雜的編碼標準與以及缺乏容易上手的工具，為學習與使用TEI帶來相當大的障礙。此外，也有TEI使用者認為TEI缺乏針對圖像標示的編碼規範，造成各種古文書辨識上困難。更重要的是，在文本起源學對於跨領域專家團隊合作上，TEI也未能支援多人合作解析手稿的需求。儘管現今手稿數位典藏以及提供了豐富的手稿圖像資料，也有TEI對手稿的詳盡編碼規範以及EAD對數位典藏檢索工具的通用性，但是在滿足可供文史研究者、圖書館員與檔案館員等不同領域專家學者輕易地共同合作需求的手稿數位圖書館平臺上，仍是我們有待探究的下一步發展方向。

伍、 手稿數位圖書館支援跨領域研究之提案

基於現今手稿數位典藏所使用的TEI與EAD後設資料規範所具有的優缺點，本文在此提出一項支援文學家、圖書館員與檔案館員跨領域合作研究的手稿數位典藏方案。此方案係以我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之數位圖書館暨數位學習實驗室所發展的閱讀知識合作標註系統(Chen, Chen, Hong, Liao, & Huang, 2012)為基礎，提供文史研究者於手稿圖像檔案格式上進行合作標註、討論的手稿圖像標註模組，並可將現有的手稿數位典藏營造成能夠支援跨領域研究者社群共同分析、討論的手稿數位圖書館平臺。

圖 7(a) 係本研究提出來的手稿圖像標註模組示意圖。在由圖書館或檔案館提供的手稿數位典藏系統上，研究者團隊可選定手稿圖像的特定區域，將研究者解讀手稿的資料內容以「解讀」、「增加」、「刪除」、「強調」、「關聯」等標註形式來記錄，並支援多位研究者以「同意」、「反對」、「補充」、「總結」等標註形式來互動討論，如圖 7(b)；最後根據文稿分析撰寫成維基共筆頁面，作為後續文本起源學分析之用。整體流程將如圖 8所示。

 

(a) 手稿研讀之標註撰寫

(b) 基於手稿文本標註的討論

圖7 手稿圖形標註模組示意圖

 

圖8 手稿數位圖書館之運作模式

 

整合圖形化操作界面的手稿圖像標註模組，預期可避免使用TEI必須熟捻大量標誌語法的學習門檻、與TEI需以文字記錄操作不便的困擾；而閱讀知識合作標註系統提供了合作討論功能，更可以為跨領域的專家團隊帶來以文本為中心的溝通管道。因此，使用手稿圖像標註模組，不僅可有效促進跨領域研究者進行共同研究的效率，也可將手稿的研讀成果在手稿數位圖書館當中累積，使得手稿數位圖書館成為一個不斷成長的有機體。

 

陸、 結論

本研究為了提升我國現今手稿數位典藏的研究價值，介紹了針對手稿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文本起源學。而國外許多手稿數位典藏的研究成果，如包法利夫人數位典藏、惠特曼數位典藏，皆可為我國的手稿數位典藏帶來前途可期的發展方向。分析手稿的文本起源學不僅是只有文史研究者才能進行的研究議題，在手稿檔案的蒐集、組織、保存與描述上，圖書館員與檔案館員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文本起源學的未來研究發展路程中，結合手稿數位典藏並組成跨領域專家團隊將會是必然的趨勢。

另一方面，儘管現今手稿數位典藏多使用的TEI後設資料描述規範來描述手稿檔案，但是由於TEI具有入門門檻過高、未能支援圖形編碼未能支援的問題，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以閱讀知識合作標註系統發展手稿圖像標註模組，預期可營造出一個以手稿文本為中心、結集跨領域多位研究者共同討論的研究交流平臺，並可將現有的手稿數位典藏擴大為支援文本起源學研究的手稿數位圖書館。透過結集文史研究領域、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等跨領域的專業知識，未來將可邁入更高層次的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研究領域，為傳統的文學批評與手稿數位典藏，開拓出全新的研究議題。

參考文獻

• Bergson（1993）。柏格森形上學與進化哲學。臺北市：正文。
• 何金蘭（2011）。發生論文學批評與文本發生學之奠立及其發展。臺灣詩學學刊，17，7–27。上網日期：2014年6月28日，檢自：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243933-201107-201302070022-201302070022-7-27 
• 國家圖書館（2013）。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上網日期：2014年6月28日，檢自：http://manu.ncl.edu.tw/nclmanuscriptc/nclmanukmout 
•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2014）。陳芳明手稿。上網日期：2014年6月29日，檢自：http://contentdm.lib.ncc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fmc  
• 布里安·斯廷普森（2006）。杜拉斯的手稿：写作的舞台（曹丹紅譯）。文藝爭鳴，5。上網日期：2014年6月26日，檢自：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039538-200609-2006-5-129-133-a 
• 彭俞霞（2012）。法国文本发生学述评。法國研究，1。doi：10.3969/j.issn.1002-0888.2012.01.003
• 杨国政（2001）。文学·涂改·读你的涂改。国外文学，4，117–119。上網日期：2014年6月29日，檢自：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gwwx200104018 
• 王雅萍邱澎生（2012）。數位化工作流程指南: 文字資料。臺北市：數位典藏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
• 蔡孟軒（2012）。政大、清大、交大、中山大學圖書館作家手稿的徵集與典藏。台灣文學通訊，36，22–25。檢自：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7&ved=0CEcQFjAG&url=http%3A%2F%2Fjournal.nmtl.gov.tw%2Fopencms%2Fnmtl_search%2Fdownload.html%3Fatype%3DB%26ctype%3DF%26volume%3D36%26id%3D2012090036022025&ei=Z2GvU7HoM8WLkwWUhIHQCw&usg=AFQjCNHedYBYT1ALm2CA1m_cVpq95V1qrA&sig2=PKhx3rkGYp3ESZGxz-o-fA&bvm=bv.69837884,d.dGI&cad=rja 
• 蔡碧芳（2012）。臺灣大學圖書館名家手稿資料典藏現況。台灣文學通訊，36，18–21。檢自：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7&ved=0CEcQFjAG&url=http%3A%2F%2Fjournal.nmtl.gov.tw%2Fopencms%2Fnmtl_search%2Fdownload.html%3Fatype%3DB%26ctype%3DF%26volume%3D36%26id%3D2012090036022025&ei=Z2GvU7HoM8WLkwWUhIHQCw&usg=AFQjCNHedYBYT1ALm2CA1m_cVpq95V1qrA&sig2=PKhx3rkGYp3ESZGxz-o-fA&bvm=bv.69837884,d.dGI&cad=rja 
• 解昆樺（2010）。雛構新詩文體語言－賴和新詩手稿中的意象經營與修辭意識。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1。上網日期：2014年6月26日，檢自：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72946-201010-201401290025-201401290025-7-43 
• 齐小刚（2009）。文本发生学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当代文坛，2。doi：10.3969/j.issn.1006-0820.2009.02.010
• Barney, B., Ducey, M. E., Jewell, A., Price, K. M., Zillig, B. P., & Walter, K. L. (2005). Ordering Chaos: An Integrated Guide and Online Archive of Walt Whitman’s Poetry Manuscripts.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0(2), 205-217. doi:10.1093/llc/fqi002
• Burghart, M., & Rehbein, M. (2012).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TEI Community for Manuscript Encoding. Journal of the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2). Retrieved from http://jtei.revues.org/372
• Chen, C.-M., Chen, Y.-T., Hong, C.-M., Liao, C.-W., & Huang, C.-M. (2012). Developing a Taiwan library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ith reader knowledge archiving and sharing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DSpace platform. Electronic Library, The, 30(3), 426-442. doi:10.1108/02640471211241681
• De Biasi, P.-M. (2001). Lis tes ratures.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4), 96–97.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irn.info/magazine-le-magazine-litteraire-2001-4-page-96.htm 
• De Biasi, P.-M. (1996). What is a literary draft? Toward a functional typology of genetic documentation. Yale French Studies, 26–58.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930337 
• De Biasi, P.-M. (2000). La génétique des textes. Paris: Nath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worldcat.org/title/genetique-des-textes/oclc/300461494&referer=brief_results
• Ferrari, P. (2012). Genetic Criticism and the Relevance of Metrics in Editing Pessoa’s Poetry. Brown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nk.gis.brown.edu/Departments/Portuguese_Brazilian_Studies/ejph/pessoaplural/Issue2/PDF/I2A01.pdf
• Ferrer, D., & Groden, M. (2004). Introduction: A Genesis of French Genetic Criticism. In Genetic criticism: texts and avant-text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Grésillon, A. (2008). La mise en œuvre: itinéraires génétiques. Paris: CNRS.
• Marchionini, G., & Fox, E. A. (1999). Progress toward digital libraries: augmenta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35(3), 219-225. doi:10.1016/S0306-4573(98)00058-2
• Van Hulle, D. (2011). Modern Manuscripts and Textual Epigenetics: Samuel Beckett’s Works between Completion and Incompletion. Modernism/modernity, 18(4), 801–812. Retrieved from http://muse.jhu.edu/journals/modernism-modernity/v018/18.4.van-hulle.html  
• Walter, K. L., & Price, K. M. (2004). An online guide to Walt Whitman’s dispersed manuscripts. Library Hi Tech, 22(3), 277-282. doi:10.1108/07378830410560071

(more...)

探究數位共讀：資訊分享行為理論的觀點 / Toward Digital Collaborative Reading: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Introduction

這是資訊行為與資訊服務課程的期末報告。未來我希望往基於閱讀活動的合作學習社群──我稱之為數位共讀(Digital Collaborative Reading)方向研究，因此在期末的時候就先從資訊分享行為(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著手，想為數位共讀累積一些理論基礎。

This is a final report of my course “Information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 am interesting about digital collaborative reading, but little related literature. So by reviewing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literature, I want to connect the theories of  digital collaborative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in this report.

報告文件檔案 / Report Document

檔案下載：OneBox、Google Drive、Box

由於時間不夠，其實這份報告並沒有完成預期想要寫的東西。本來打算寫的主題是：

1. 從數位閱讀到數位共讀
2. 資訊分享行為的相關研究
3. 資訊分享行為的研究範疇
4. 資訊分享行為的理論
5. 從資訊分享、知識分享到知識建構
6. 結論：數位共讀未來的研究方向

其中欠缺了第5小節「從資訊分享、知識分享到知識建構」，這節本來是打算納入合作學習理論，讓資訊分享轉換成知識分享，而應用到數位閱讀上則變成數位共讀。有機會再把它完成吧。

摘要投影片 / Abstract Slide

檔案下載：OneBox、Google Drive、Box

這份投影片是在報告繳交之後才製作，方便meeting時跟大家介紹用的。

報告全文 / Report Fulltext

壹、 從數位閱讀到數位共讀

數位閱讀已經深入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Eden及Eshet-Akkalai (2013) 對於人們的閱讀行為現況調查研究中發現，現今世代的年輕閱讀者已經逐漸轉向於使用諸如手機、平板電腦及閱讀器等數位工具的輔助來進行閱讀，意味著傳統的紙本閱讀已逐漸轉變為數位閱讀。數位閱讀具有互動性、非線性閱讀、資訊存取立即性與資訊利於傳播分享等特性，此外數位文本亦可同時包含文字、圖片、聲音與視訊多媒體元素等傳統紙本閱讀難以達到的優勢（莊智明、張基成，1997；Rovai, 2000）。舉例來說，在傳統紙本的閱讀中，常常使用筆或鉛筆在紙本書籍上標註或記錄相關的閱讀補充、標示重點、整理心得與歸納知識。而這種閱讀標註策略也逐漸帶入到數位閱讀的系統功能中，成為數位閱讀載具的基本功能之一。

近年來，數位閱讀的研究從強化閱讀載具功能逐漸轉移到了整合閱讀者之閱讀知識的「數位共讀」(collaborative digital reading)議題上。藉由資訊與通訊技術的無遠弗屆，原本各自閱讀書本的閱讀者可以在數位共讀中產生關聯。透過整合閱讀者的閱讀評論、閱讀時在書本上添增的重點強調、撰寫筆記等標註知識，不僅可以為書本本身增加了價值，也進一步重新定義了閱讀知識的分享與閱讀學習的樣貌 (Chen, Chen, Hong, Liao, & Huang, 2012; Mendenhall & Johnson, 2010; Su, Yang, Hwang, & Zhang, 2010)。

目前的電子書數位閱讀載具不僅僅只是展示書本內容，更提供了數位共讀的閱讀標註分享功能，Amazon所推出的電子書閱讀器Kindle即是一例。Kindle背後有著Amazon龐大的電子書庫帶來的豐富內容，閱讀者可以操作Kindle撰寫閱讀標註，2011年的新版本Kindle中更推出了「公開筆記」(Public Notes)的功能。公開筆記功能可以讓閱讀者在新購買的書本上顯示其他閱讀者所撰寫的標註筆記與重點標亮。若閱讀者特別喜歡某位閱讀者的筆記，也透過設定追蹤(follow)來訂閱該位閱讀者撰寫的筆記內容。閱讀者撰寫筆記時，可以選擇公開筆記，也可以隨時關閉公開的權限 (Walters, 2011)。Amazon Kindle線上書店網站展示了公開標註的統計資料，包括所有時間內最常被標亮的書籍與段落（如圖 1所示）、最近常被標亮的書籍與段落、以及最多公開筆記的書本排行榜 (Amazon.com, 2013)。

 

圖1 Amanzon Kindle上最多人標亮的段落

Note. From "Most Highlighted Passages of All Time," by Amazon.com, 2013, Amazon Kindle, Retrieved July 20, 2014, from https://kindle.amazon.com/most_popular.

 

數位圖書館也有結合數位共讀的應用研究。圖 2是Chen等人(2012)在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中結合合作式數位閱讀標註功能所提供的數位共讀功能。讀者能夠針對數位圖書館內容的任意文字進行標亮與補充筆記，也可以撰寫將閱讀內容內化後的閱讀心得。透過數位共讀所帶來的益處，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能夠隨著時間動態累增之大量讀者所貢獻的閱讀標註知識，達到累積閱讀知識、分享與傳播之效益。

 

圖2 在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中撰寫標註

Note. From "Developing a Taiwan library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ith reader knowledge archiving and sharing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DSpace platform," by Chen, C.-M., Chen, Y.-T., Hong, C.-M., Liao, C.-W., & Huang, C.-M., 2012, The Electronic Library, 30(3), 426-442, doi:10.1108/02640471211241681.

 

數位共讀不僅僅是在電子書載具與數位圖書館中呈現，許多閱讀教學研究也開始應用數位共讀來輔助閱讀學習。Steimle、Brdiczka及Mühlhäuser (2009)運用數位筆讓演講課堂中的投影片可以進行閱讀標註，並進一步發展紙本上的共讀工具，提供閱讀者進行私密、小組與公開等三種閱讀標註分享，允許閱讀者自由地與其他小組成員進行基於閱讀標註內容的分享與討論。最後研究結果證實，結合數位筆與紙本的輔助標註與合作共讀是有效的教學方法。Su等人(2010)也提出了一種個人化的標註管理系統 (personalized annot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AMS)，可以針對閱讀標註進行管理，並分享個人與多人的標註，以營造一個多人數位共讀的環境，作為促進小組合作學習討論的機制。該研究指出，使用PAMS系統中的共享機制可以有效的提昇閱讀者的閱讀學習成效。同樣的，Mendenhall及Johnson (2010)應用HyLighter線上標註系統，讓大學生可以輕易地分享閱讀標註，結果顯示HyLighter有助於培養與發展批判性思維與閱讀能力。

相較於建構數位共讀環境的其他研究，Chen等人(2014)將閱讀鷹架的教學策略應用於數位共讀的環境中，發展具閱讀標註與互動討論鷹架之合作式數位閱讀標註系統 (collaborative reading annotation system with reading annotation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scaffolding, CRAS-RAIDS)。藉由結合7種閱讀標註鷹架與6種互動討論鷹架，用以在數位共讀環境中輔助閱讀者進行有效性學習。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以紙本閱讀標註與面對面討論的閱讀學習方式，結合閱讀策略鷹架的CRAS-RAIDS確實能夠提升閱讀者的閱讀理解成效。

 

圖 3 CRAS-RAIDS之互動討論鷹架介面

Note. From "A Collaborative Reading Annotation System with Reading Annotation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Scaffolding for Enhancing Digital Reading Performance," by Chen, C.-M., Chen, Y.-T., & Chen, F.-Y., 2014, In CSCL & CSPL 2014.

 

這些閱讀教學的相關研究皆證實了數位共讀在學習上的效果。總和上述來看，數位共讀可讓閱讀標註與閱讀知識的歸納行為從個人拓展到團體，以達到有效的知識分享與傳播的目的。而數位共讀也有助於彼此之間分享閱讀觀點、資訊與知識，也有助於針對閱讀內容的批判與修正，同時也能夠增加閱讀者之間的關係與溝通能力，並促使閱讀者產生更高層次的思考能力 (Balkcom, 1992; Hilke, 1990)。

另一方面，數位閱讀帶來的影響並不見得都是正面的效果。Liu (2005)指出閱讀是一種結合了認知與行為等多重因素組成的複雜動作，因此閱讀者在閱讀不同型態的文本時，往往會因為不同的閱讀情境、閱讀需求與閱讀目標，而產生不同的閱讀行為。對於習慣在紙本上進行閱讀、使用筆畫撰寫標註的閱讀者來說，數位共讀的操作介面勢必對其閱讀行為有相當大的影響。數位載體所具備的超文本(hypertext)與超媒體(hypermedia)的非循序與非線性等特性，會為閱讀者帶來迷失感與認知負荷等負面影響(Müller-Kalthoff & Möller, 2003)。而即使是習慣數位載體的數位原民，基於閱讀標註資訊分享行為的數位共讀環境對閱讀者的影響，仍是目前研究者亟欲釐清的重要議題。

資訊分享行為是將數位閱讀提升至數位共讀的關鍵因素。資訊分享行為係指不同閱讀者之間藉由合作交換彼此的閱讀標註等資訊，以滿足個人目標或是分享共同的興趣(Bao & Bouthillier, 2007)。然而閱讀者是為何會想要分享閱讀標註？分享的內容是什麼？這些分享對閱讀者帶來什麼意義？閱讀者看到其他人的公開標註筆記的感覺為何？閱讀者與其他閱讀者之間究竟是如何互動？數位共讀如何影響閱讀學習？這都是現今研究尚未解密的黑盒子。因此，為了更深入數位共讀對閱讀者帶來的影響，必須要對數位共讀核心的資訊分享行為有所瞭解。

本文章欲藉由探討社會學的資訊分享行為觀點以開拓數位共讀的研究面向，為有效詮釋閱讀者在數位共讀環境中的閱讀行為與學習成效提出具理論基礎的研究方向。以下將從先探討資訊分享行為的相關研究，並歸納資訊分享行為的三大範疇，揭示整理資訊分享行為的六種相關理論，揭示進行資訊分享行為的研究議題。最後本文章將歸納數位共讀的未來研究議題，以作為深入探究數位共讀的創新研究方向。

壹、 資訊分享行為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資訊分享行為受到許多圖書資訊學的研究者與館員的注意，而其實在研究者的探討資訊行為的議題中，有許多研究都已經涉及了資訊分享行為的探討。

Constant、Kiesler與Sproull (1994)是資訊分享行為相關研究中的先驅者。他們研究人們對於分享專業技術知識的態度，發現性格差異、工作經驗與學校教育雖然會影響分享行為，但是對組織中的工作主控權卻可以鼓勵分享的態度。研究歸納發現，分享專業資訊可以營造個人的形象以及自我表現；Erdelez與Rioux (2000) 研究人們偶遇來自他人的資訊 (encountering information for others, EIFO)，並提出資訊偶遇(information encountering)概念；Talja (2002)發現研究者的學術資訊尋求行為中，最重要的資訊獲取方式即是資訊分享行為。資訊分享行為被認為是非正式的學術傳播方式，但是這種非正式的溝通卻具備了節省時間與精力的特色，而成為研究者主要仰賴的資訊資源與溝通管道中的一種途徑。Talja將資訊分享行為比喻為一把大傘，認為資訊分享行為的概念含括了資訊偶遇以及團隊合作進行資訊獲取與過濾的合作式資訊行為(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behavior, CIB)；Rioux (2005) 將資訊分享行為劃分成資訊獲取與資訊分享兩個階段，認為資訊分享行為是個人將獲取的資訊分享給其他人，而兩者結合即成為資訊分享行為；Sonnenwald (2006) 認為資訊分享行為應著重於團體的發生情境，資訊分享的目的係基於成員的資訊需求以及資訊本身會對成員有所影響，為了促進團體合作的成功，成員必須不斷地分享、理解並使用資訊，亦即資訊分享行為是團體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管道；Savolainen (2007)發現環境保育者的資訊行為中可以從歸納、辨識與理解來分析資訊分享行為的分享面向；Hersbrger等人(2007)在解釋學習虛擬社群資訊交換概念時，對社群、社會網絡、資訊交換、資訊分享行為建立了理論架構；戈立秀（2007）則是發現人們在蒐集資訊的同時也會進行分享，強調資訊蒐集行為與資訊分享行為之間的相互影響；Fulton (2009)強調資訊分享行為的社會面向，闡述資訊分享行為對於團體的好處。

隨著資訊分享行為相關研究文獻逐漸成熟，部分研究者開始用全面的角度整合其他研究中的零星發現。Hersberger等人(2005)據此提出了虛擬社群資訊分享行為分析架構；Bao與Bouthillier (2007)為了建構產業供應鏈的資訊分享評估指標，歸納了資訊分享行為的範疇；古必鵬（2008）歸納資訊分享行為的重點包括基於他人的資訊需求、發生與特定團體中、主要用於問題解決、資訊分享往往同時特定目的、資訊分享行為可促進團體成員關係密切；O'Farrell 與Bates (2009)比較學生合作學習團體中資訊分享行為相關研究，而Peel與Rowley (2010)接著也比較了政府部門的資訊分享行為相關研究；蔡至欣與賴玲玲（2011）同樣從虛擬社群經營的角度，歸納資訊分享行為相關文獻；Pilerot (2012) 則是以空缺結構(open texture)與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的分析方法，將資訊分享行為的相關理論進行分類。藉由上述研究的歸納，現今資訊分享行為的研究範疇與理論已經逐漸成形，以下將各別介紹資訊分享行為的研究範疇與相關理論。

貳、 資訊分享行為的研究範疇

資訊分享行為的定義各說紛紜，其中Bao與Bouthillier (2007)對資訊分享行為提出了較完整的定義：「資訊分享行為係指不同類型的角色之間，透過某種關聯進行合作交換資訊，以達成個人或共同目的的一種資訊行為」。Bao與Bouthillier將資訊分享行為的範疇歸納為互動性、互惠性與社交性三種面向，以下介紹這三種資訊分享行為的範疇。

一、 互動性觀點

從合作性的觀點來看，資訊分享行為是發生於兩種不同類型團體的角色之間，例如資訊提供者與資訊接受者。圖書資訊學以往的研究通常聚焦於資訊的使用者以及使用者的資訊需求，然而卻甚少著眼於資訊提供者的角色上。一般來說，資訊提供者通常被簡化為「資訊來源」或「資訊系統」，但實際上，資訊分享行為中，資訊提供者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往往扮演促進資訊分享行為的起始者。

另一方面，兩種類型的成員會持續進行資訊提供行為與資訊接收行為，除了將資訊從一方傳遞到另一方之外。資訊提供者與資訊接收者之間的互動有多種形式，常見的資訊分享行為中，成員會同時扮演著資訊傳播者與資訊接收者的角色，並彼此相互交換資訊。

Bao與Bouthillier從互動性的觀點，將資訊分享行為區分成三種不同的等級，如表 1所示。在等級1中，資訊分享行為的角色之間並不需要達成共同的目標，而資訊分享行為往往是偶然地、隨機地或是非正式地進行，例如同事之間分享最近遇到的事情、學術研討會中學者意見的交換等等；在等級2中，資訊分享行為是為了完成共同的目標，因此資訊通常是正規管道定期地進行交換，例如不同單位的研究者為了共同合作的計劃所進行的討論、或是團體間藉由交換意見來進行決策；在等級3中，為了促進合作的效率，要分享的資訊會經過篩選與彙整，以有效完成共同的目標，此等級的資訊分享行為通常會用於長期正式的協議中。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資訊分享行為並一定只會有一種互動的層次，也可能會同時為了多種類型的互動而進行資訊分享的動作。

表1 資訊分享行為的互動等級

Note. From "Information Sharing: As a Type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by Bao, X., & Bouthillier, F., 2007,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二、 互惠性觀點

從互惠性觀點來看，資訊分享行為是基於雙方彼此的興趣或是利益上。進行分享行為的參與者是為了達到他們個人或是共同的興趣。許多研究會基於動機理論來分析資訊尋求者的資訊需求，但相對的，卻鮮少研究探討人們分享資訊的動機。在許多資訊分享行為發生的場合中，資訊提供者的行為並非被動地來自某人的資訊需求，而若缺乏分享的動機，也往往不會形成資訊分享行為。

對於分享資訊的動機來說，有不同的觀點。Talja (2002)認為資訊分享是雙向過程，可讓資深與資淺的學者彼此受惠，若缺乏互惠性，資訊分享行為只能說是一種資訊提供；Constant等人(1994)以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來分析資訊分享行為，認為資訊分享行為是作為一種社會交換行為，其動機來自於理性的利己意識與相互依賴；Kalman等人(2002)則是從組織承諾、溝通效率、組織功能與資訊自我效能的四種態度來分析企業中的合作式資訊尋求行為，發現組織承諾對於資訊分享的動機有所影響。綜合上述研究來看，資訊分享行為的動機可說是基於追尋經濟效益與對於心理或社會利益上的興趣。

資訊分享行為的目的在於對某一方帶來利益，也可說是一種資訊加值或創造的程序。Bao與Bouthillier歸納了相關文獻，將資訊分享行為所帶來的價值歸納為三種類型，如表 2所示：

1. 程序相關價值，其意義在於促進資訊交換的效率，像是降低使用門檻、減少干擾、提升資訊分享的品質。程序價值一般是來自於資訊提供者，但可以透過傳播管道或系統，或是利用有效的傳播模式來達成；
2. 使用相關的價值主要用於資訊使用上，例如能夠幫助使用者更容易使用資訊、或是使用資訊之後帶來的好處。前者屬於用於決策或問題解決的價值，後者則是資訊本身的價值；
3. 社交建立的價值係指資訊分享行為可用於建構團體間的關係，並維持社群網絡的關係。社交建立的價值是來自於資訊分享行為的本身，而往往與資訊的內容或是使用資訊帶來的效果無關。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價值可為資訊提供者與資訊接受者兩方帶來利益，但是程序價值與使用價值往往僅有助於資訊接收者一方。

表2 資訊分享行為的加值

Note. From "Information Sharing: As a Type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by Bao, X., & Bouthillier, F., 2007,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Retrieved.

三、 社交性觀點

從社交觀點來看，資訊分享是一種強化社交關係、聯絡不同團體成員間的一種行為，這種社交關係是資訊分享行為主要的環境因素。社交關係的強度差異取決於互動等級的差異。舉例來說，在1等級的互動關係進行資訊分享不需要太過正式的機制；但是在等級2的互動中，資訊分享行為需要以專案團隊、研究團隊、小組會議等形式進行；而3等級則需要更更正式的機構間長期交流的互動形式。

另一方面，資訊分享行為本身即會對角色之間的社交關係有所影響，換句話說，資訊分享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社交關係與社群建立的行為。Talja (2002)發現到單從資訊尋求行為的架構是難以捕捉個人的社交面向；Marshall與Bly(2004)分析人們每天的資訊分享行為，發現人們比起分享資訊的內容本身，更加重視社群關係間的建立，而他們所歸納的社交價值包括了建立彼此身份的知覺、發展共同興趣、促進知識增長、或是展現博學知識以取得接收者的注意。

Hersberger、Rioux與Cruitt(2005)則強調資訊分享行為是建立虛擬社群的關鍵要素，進而提出一種分析虛擬線上社群的架構。該架構包含四個層次，如圖 4所示。最底層是分析McMillan與Chavis (1986)提出來的社群模型（成員關係、影響、整合、需求滿足、分享情感）；第二層則是基於社群之上，探究社群成員之間的社會網絡構成；第三層則是以資訊行為理論分析資訊交換；最後一層則基於Lasorsa與Rice-Lively (2004)所提出的資訊獲取與分享概念，著重於分析資訊分享行為。

圖4 分析虛擬社群的概念架構

Note. From "Examin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elationship building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n emergent analytic framework," by Hersberger, J. A., Rioux, K. S., & Cruitt, R. O., 2005, In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CAIS), held with the Congres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f Canada, June, (pp. 2–4)

肆、 資訊分享行為的理論

為了進一步釐清資訊分享行為的研究方式，Pilerot (2012)以空缺結構(open texture)與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的分析方法，分析資訊分享行為的相關文獻，藉以釐清資訊行為、合作式資訊行為、資訊傳播、資訊交換與資訊分享之間的差異，並將資訊分享相關研究理論歸納為社會網絡分析、共享資訊、資訊基礎、小世界、社會資本與實用理論這六個分類。必須強調的是，這六種資訊分享行為理論分類並非相互獨立，研究時往往會採用多種理論，而有些理論也來自於相同的理論背景。其中社會網絡分析常常被用來描述研究對象，是資訊分享行為中廣泛使用的研究工具。

一、 社會網絡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社會網絡分析法的研究主要著重於資訊在網絡中的轉移，因此擅於用來分析資訊傳輸與資訊交換的概念。社會網絡分析在資訊分享研究中是常見的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的研究對於社會網絡的注重程度有所不同。Haythornthwaite (1996)將資訊視為可以在網絡中傳遞的無形物質，而社會網絡研究重於描述環境中資訊的傳遞與接收模式，以及人們在資訊流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Haythornthwaite認為資訊傳遞可以透過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是由個體傳遞到另一個個體，或是共同經驗上的分享。而在後來的研究中，Haythornthwaite的資訊傳遞概念則被視為是一種資訊分享行為。社會網絡分析的核心概念是「行為者」(actor)與「連結」(tie)。資訊在不同行為者之間流動，而流動的強弱則是透過連結的粗細表示(Granovetter, 1973)。

除了使用網絡的概念來形容資訊分享行為之外，還有其他用來描述的方式。舉例來說，Hall等人(2010)也使用「資訊分享生態」(information sharing ecology)來研究學生的網誌；Hersberger (2003)則是使用質性分析的方式進行社會網絡分析，用以調查遊民家長之間的資訊交換、資訊轉移與資訊擴散。

二、 資訊共識 (Common ground)

針對資訊共識的研究主要著重於擁有共同興趣或共同信念的團體，透過瞭解研究團體成員之間的共同之處，以瞭解資訊分享行為的基礎。資訊共識的理論基礎來自於Sonnenwald (2006) 和Hertzum(2008)的研究。Clark(1996)對於資訊共識的定義為「兩個人的共享資訊，係指他們的彼此共同或結合的知識、信念和定位的整體」；透過團體成員之間嘗試瞭解彼此的信念，進而促成資訊共識，而這個過程稱之為「共識」(grounding) (Clark & Brennan, 1991)；Hertzum(2008)認為資訊共識是合作的基本要素，資訊分享行為也必然經過共識的過程；Sonnenwald (2006)更主張應該以資訊共識的架構來瞭解資訊分享行為；而Veinot (2009)則贊同Hertzum的看法，認為資訊分析行為也可以促進團體成員發展資訊共識。

三、 資訊場域 (Information ground)

資訊場域的研究方式著重於關注團體中的行為者是如何佔據資訊場域以進行資訊分享行為。資訊場域的概念來自於Fisher等人(2006)，係指一種人們為了完成共同任務所暫時建立的環境，而在資訊場域中會出現自發性和意外性的資訊分享行為。即使人們在資訊場域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分享資訊，但資訊分享行為依然被視為資訊場域的重要活動(Fisher, Durrance, & Hinton, 2004)。從資訊分享行為的觀點來看，建構資訊場域的重點在於提供人們分享和交換資訊的機會(Fisher, Landry, & Naumer, 2007)。

四、 小世界 (Small Worlds)

在資訊分享行為的分析上，小世界的研究方式注重與共同興趣、分享規範與協同創造等社會面向的分析，而較不探討實體的環境。在圖書資訊學領域中，Chatman(1999)是小世界的主要研究者。相較於「社會」這種大型的環境概念，「小世界」則是係指一種較小型的社會環境。「世界」是指藉由共同的規範與價值所建構，並透過社會控制與社交關係連結在一起，而最後讓人們居住在相同的位置之中。根據Chatman的定義，小世界是一種社群中成員共同的意見，而成員的語言與文化則構成這個小世界的價值觀。因此，小世界的研究目的在於找尋對於社群成員具有共同意義的線索，像是經歷、社交規範或是信任，後兩者的關係對於資訊分享行為有相當大的影響(Huotari & Chatman, 2002; Jaeger & Burnett, 2005)；跟注重資訊傳播機會的資訊場域相比，小世界則更著重分析社交規範上的限制(Savolainen, 2009)。

五、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採用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注重以社會關係作為資訊分享或資訊交換的動機與回饋，進而啟發了資訊交換與相互資訊分享的概念。社會資本的相關研究是由Wide´n-Wulff(2007)所開始。社會資本經常視為是一種橋接(bridging)或聚合(bonding)，前者係指行為者與其他行為之間的外部關係，後者則是指在機構中行為者團體的社會結構。與Erickson (2008)更進一步地釐清社會資本的概念，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用以瞭解社會元素貢獻用以廣泛個人和合作行為的典範」。社會資本理論常用經濟相關的隱喻，資本一詞即呈現了成本和價值、財富、投資和資金、商品，期待的報酬、價值的累積、衡量、比較和組織的優點。另一方面，「社會」在社會資本中則是用以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互惠和信任。

六、 實用理論 (Practice theories)

實用理論的研究注重與人之間的連結，分析人們的行為、話語以及活動發生地點的環境，以探究資訊分享行為的細節。Talja和Hansen(2005; Sanna Talja, 2002)、Pilerot和Limberg(2011)的研究皆深入地建構了實用理論導向的資訊分享。Talja等人基於「合作資訊行為」，結合行動學習理論與工作場域的相關研究，並應用了Kling等人(2003)的社會科技互動網絡模型等多種理論，將資訊分享行為的本質視為是一種以行動者的實務活動為主的社會性概念。Bourdieu(1977)與Giddens(1984)將實用理論帶到了圖書資訊學，而Pilerot和Limberg(2011)也基於Schatzki (2002)的論點，認為實用理論的資訊分享行為由「透過學習語言、規範、貢獻與互動所形塑的行為」。實用理論更加注重物質層面的影響，例如資訊通訊科技、傳播設備與環境的實體配置或產生的規則、限制與影響。

七、 資訊分享行為理論分類

表3將以上敘述進行整理，分別列出社會網絡分析、資訊公式、資訊場域、小世界、社會資本、實務理論這六種資訊分享理論的研究實例、聚焦重點與相關概念，供未來探究資訊分享行為的參考。在各種研究中，可以發現資訊分享行為理論著重於三個問題：

• 分享的是什麼？大多所指的是資訊，以及資訊的轉移和流動；
• 誰和誰分享，以及他們的社會關係？這牽涉到人們的共同之處，例如共同的興趣、信念和規範，這也是資訊分享行為的基礎。
• 在哪裡進行分享？發生分享行為的位置或地點，著重於同時存在的其他物理狀態或物質特色。

表 3 資訊分享行為理論分類

Note. From "LIS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haring activities – people, places, or information," by Pilerot, O., 2012,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8(4), 559-581, doi:10.1108/00220411211239110.

伍、 結論：數位共讀未來的研究方向

數位閱讀的研究已經從逐漸從載具技術上轉移到對於閱讀社群互動的重視，數位共讀是未來數位閱讀研究的重要方向。閱讀者在數位文本上以閱讀標註進行知識分享的行為，可利用資訊分享行為理論中的不同觀點進行分析，有助於協助研究者從社會層面分析閱讀者之間的互動模式，歸納數位共讀的資訊分享行為模式。

基於對於資訊分享行為的探討，將數位共讀的未來研究方向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 應用資訊分享行為理論，深入探究閱讀者內在認知與互動狀態：資訊分享行為的理論不僅可為數位共讀發展的機制帶來理論上的基礎，例如基於社會資本發展激勵機制，也可以基於資訊分享行為理論，從實用理論與小世界觀察數位共讀的物質環境與分享規範等細節。
2. 結合學習理論，促進知識分享行為：許多研究強調在資訊分享過程中結合學習的應用，進而強調知識分享的過程。數位共讀的目的與行為與學習息息相關，未來有必要更進一步結合學習理論，以擴大資訊分享行為在數位共讀中的範疇。
3. 營造閱讀者共讀社群，建構數位書香圖書館：資訊分享行為強調資訊提供者在資訊分享中的重要性，而作為資訊主要來源的圖書館，更應該重新思考自身在與閱讀者的互動過程中應扮演的角色。藉由鼓勵圖書館與閱讀者、閱讀者彼此之間的資訊分享互動，利用資訊分享行為帶來的社交價值，將可有效營造數位圖書館中的書香氣息。

參考文獻

• 古必鵬（2008）。網路社群資訊分享行為之探討：以GOGOBOX網路社群平臺為例。社教雙月刊，93，22–25。
• 戈立秀（2007）。部落客之資訊蒐集與分享行為之研究（碩士論文）。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臺灣大學。上網日期：2014年7月21日，檢自：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zplt1/record?r1=1&h1=0
• 莊智明、張基成（1997）。科技化企業訓練新趨勢下的網路化訓練 (WBT)–網際網路與全球資訊網在企業教育訓練上的應用。遠距教育，8。上網日期：2013年12月12日，檢自：http://tkuir.lib.tku.edu.tw/dspace/handle/987654321/27054
• 蔡至欣、賴玲玲（2011）。虛擬社群的資訊分享行為。圖書資訊學刊，9（1），161–196。上網日期：2014年7月18日，檢自：http://jlis.lis.ntu.edu.tw/article/v9-1-6.pdf
• Amazon.com. (2013). Most Highlighted Passages of All Time. Amazon Kindle. Retrieved July 20, 2014, from https://kindle.amazon.com/most_popular
• Balkcom, S. (1992). Cooperative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purl.access.gpo.gov/GPO/LPS61857
• Bao, X., & Bouthillier, F. (2007). Information Sharing: As a Type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is-acsi.ca/proceedings/2007/bao_2007.pdf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tman, E. A. (1999). A theory of life in the round. JASIS, 50(3), 207–217.
• Chen, C.-M., Chen, Y.-T., & Chen, F.-Y. (2014). A Collaborative Reading Annotation System with Reading Annotation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Scaffolding for Enhancing Digital Reading Performance. In CSCL & CSPL 2014.
• Chen, C.-M., Chen, Y.-T., Hong, C.-M., Liao, C.-W., & Huang, C.-M. (2012). Developing a Taiwan library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ith reader knowledge archiving and sharing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DSpace platform. Electronic Library, The, 30(3), 426-442. doi:10.1108/02640471211241681
• Clark, H. H. (1996). Using language.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H. H., & Brennan, S. E. (1991). Grounding in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13(1991), 127–149.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cmu.edu/~illah/CLASSDOCS/Clark91.pdf
• Constant, D., Kiesler, S., & Sproull, L. (1994). What’s Mine Is Ours, or Is It? A Study of Attitudes about Information Sharing.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5(4), 400-421. doi:10.1287/isre.5.4.400
• Eden, S., & Eshet-Alkalai, Y. (2013). The effect of format on performance: Editing text in print versus digital format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4(5), 846–856. doi:10.1111/j.1467-8535.2012.01332.x
• Erdelez, S., & Rioux, K. (2000). Sharing Information Encountered for Others on the Web. New Rev. Inf. Behav. Res., 1(January), 219–233. Retrieved from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568022.568036
• Fisher, K. E., Durrance, J. C., & Hinton, M. B. (2004). Information grounds and the use of need-based services by immigrants in Queens, New York: A context-based, outcome evalua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5(8), 754–766.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si.20019/full
• Fisher, K. E., Landry, C. F., & Naumer, C. (2007). Social spaces, casual interactions, meaningful exchanges:’information ground’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 Information Research, 12(2).
• Fisher, K. E., & Naumer, C. M. (2006). Information ground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on information flow in social settings. In New directions in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pp. 93–111). Springer. Retrieved from http://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1-4020-3670-1_6.pdf
• Fulton, C. (2009). Quid Pro Quo: Information Sharing in Leisure Activities. Library Trends, 57(4), 753-768. doi:10.1353/lib.0.0056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360–1380.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776392
• Hall, H., Widén, G., & Paterson, L. (2010). Not what you know, nor who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already: Examining Online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urs in a Blogg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Libri, 60(2), 117–128. doi:10.1515/libr.2010.011
• Haythornthwaite, C. (1996).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 approach and technique for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8(4), 323-342. doi:10.1016/S0740-8188(96)90003-1
• Hersberger, J. (2003).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examining information transfer via social networks among homeless populations. The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4(1), 95-108. doi:10.1080/14716310310001631462
• Hersberger, J. A., Murray, A. L., & Rioux, K. S. (2007). Examining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virtual communities: an emergent framework.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31(2), 135-147. doi:10.1108/14684520710747194
• Hersberger, J. A., Rioux, K. S., & Cruitt, R. O. (2005). Examin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elationship building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n emergent analytic framework. In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CAIS), held with the Congres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f Canada, June (pp. 2–4). Retrieved from http://libres.uncg.edu/ir/uncg/f/J_Hersberger_Examining_2005.pdf
• Hertzum, M. (2008).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seeking: The combined activity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collaborative ground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44(2), 957-962. doi:10.1016/j.ipm.2007.03.007
• Hilke, E. V. (1990). Cooperative learning. Bloomington, Ind.: Phi Delta Kapp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Huotari, M.-L., & Chatman, E. (2002). Using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to expla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3(4), 351–366.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40818801000937
• Jaeger, P. T., & Burnett, G. (2005). Information Access and Exchange among Small World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Role of Policy in Shaping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the Post-9/11 United States. The Library, 75(4).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502787
• Kalman, M. E., Monge, P., Fulk, J., & Heino, R. (2002). Motivations to resolve communication dilemmas in database-mediated collabor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2), 125–154. Retrieved from http://crx.sagepub.com/content/29/2/125.short
• Kling, R., McKim, G., & King, A. (2003). A bit more to it: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forums as socio-technical interac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4(1), 47–67.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si.10154/full
• Lasorsa, D., & Rice-Lively, M. L. (2004). Information acquiring-and-sharing in Internet-based environment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individual user behavio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library.utexas.edu/etd/d/2004/riouxks042/riouxks042.pdf
• Lin, N., & Erickson, B. H. (2008). Theory, measurement, and the research enterprise on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1–24.
• Liu, Z. (2005). Reading behavior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 reading behavior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1(6), 700-712. doi:10.1108/00220410510632040
• Marshall, C. C., & Bly, S. (2004). Sharing encountered information: digital libraries get a social lif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04 Joint ACM/IEEE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2004 (pp. 218-227). doi:10.1109/JCDL.2004.240018
• McMillan, D. W., & Chavis, D. M.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6–23. Retrieved from http://mc7290.bgsu.wikispaces.net/file/view/McMillan_1986.pdf
• Mendenhall, A., & Johnson, T. E. (2010).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undergraduates using a Web 2.0 tool coupled with a learning system.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18(3), 263-276. doi:10.1080/10494820.2010.500537
• Müller-Kalthoff, T., & Möller, J. (2003). The Effects of Graphical Overviews, Prior Knowledge, and Self-Concept on Hypertext Disorientation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ultimedia and Hypermedia, 12(2), 117-134. Retrieved from http://editlib.org/p/14576
• O’Farrell, M., & Bates, J. (2009). Student information behaviours during group projects: A study of LIS students 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Aslib Proceedings, 61(3), 302-315. doi:10.1108/00012530910959835
• Peel, M., & Rowley, J. (2010). Information sharing practice in multi-agency working. Aslib Proceedings, 62(1), 11-28. doi:10.1108/00012531011015172
• Pilerot, O. (2012). LIS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haring activities – people, places, or information.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8(4), 559-581. doi:10.1108/00220411211239110
• Pilerot, O., & Limberg, L. (2011). Information sharing as a means to reach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A study of design scholars’ information practic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7(2), 312–333. Retrieved from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journals.htm?articleid=1911715&show=abstract
• Rioux, K. (2005). Rioux’s information acquiring-and-sharing framework. In K. E. Fisher, S. Erdelez, & L. McKechnie (Eds.),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pp. 169-173). Medford, N.J.: Published for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Information Today.
• Rovai, A. P. (2000).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community in asynchronous learning networks. 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3(4), 285-297. doi:10.1016/S1096-7516(01)00037-9
• Savolainen, R. (2007). Motives for giving information in non-work context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reciprocity. 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4(1), 1-13. doi:10.1002/meet.1450440210
• Savolainen, R. (2009). Small world and information grounds as context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sharing.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1(1), 38–45.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40818808001369
• Schatzki, T. R. (2002). The site of the social: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life and chang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Sonnenwald, D. H. (2006). Challenges in sharing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Examples from Command and control. Retrieved from http://bada.hb.se:80/handle/2320/2693
• Steimle, J., Brdiczka, O., & Muhlhauser, M. (2009). Collaborative Paper-Based Annotation of Lecture Slide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2(4), 125-137.
• Su, A. Y. S., Yang, S. J. H., Hwang, W.-Y., & Zhang, J. (2010). A Web 2.0-based collaborative annotation system for enhancing knowledge sharing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Computers & Education, 55(2), 752-766. doi:10.1016/j.compedu.2010.03.008
• Talja, S. (2002). Information sharing in academic communities: Types and levels of collaboration in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use. New Review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3, 143–160.
• Talja, S., & Hansen, P. (2005). Information sharing. In A. Spink & C. Cole (Eds.), New directions in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pp. 113-134).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Retrieved from http://public.eblib.com/EBLPublic/PublicView.do?ptiID=303350
• Veinot, T. C. (2009). Interactive acquisition and sharing: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HIV/AIDS informa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0(11), 2313–2332.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si.21151/full
• Walters, C. (2011, February 11). How Kindle’s new Public Notes could change the way we read ebooks. TeleRead: News and views on e-books, libraries, publishing and related top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teleread.com/paul-biba/how-kindles-new-public-notes-could-change-the-way-we-read-ebooks/
• Widén-Wulff, G. (2007). The challenges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practice: a social approach. Oxford: Chandos Pub.

(more...)

看第四台不買液晶電視的理由 / The Reason Why Not Use LCD TV to Watch Cable TV

最近在跟家人討論是否要把家裡老舊的映像管電視換成支持Full HD的液晶電視。幾經考量之後，由於我們家仍是以看第四台為主，因此最後仍決定繼續看映像管電視，不買液晶電視。

Recently, I discussed with my family whether to replace our old CRT TV by high resolution LCD TV. The final decision is that, because we want to watch low resolution cable TV, it's the best to use CRT TV, not LCD TV.

映像管電視與液晶電視 / CRT TV vs. LCD TV

每個家庭大多都會有一臺電視。傳統家庭大多擁有的是映像管電視。但隨著科技發展，液晶電視的價格越來越便宜。液晶電視可以支持更大的解析度、更大的可視畫面(但可視角度不一定大)、省電，而且薄型的液晶電視比肥胖的映像管電視還要省空間。詳細的比較可以參考travis0501所整理的LCD與CRT的比較。

由於我的電腦使用液晶螢幕已經好幾年了，我很喜歡液晶螢幕不閃爍的感覺，看起來很舒服。而每次回家跟家人一起看電視時，總覺得很不習慣映像管電視的閃爍與低解析度。尤其現在電影大多採用IMAX格式拍攝，比例通常是1.44:1或是1.78:1，傳統的4:3電視下左右畫面都會被切掉，讓我覺得看起來一直覺得很奇怪。

因此我就打算去了附近的店家看一看液晶電視，考慮看看是否要不要買一臺液晶電視回來。

智慧型液晶電視的無用功能 / LCD TV with Unused Features

(圖片來自於羅技HD網路攝影機 for TV結合大畫面液晶電視 讓電視不再只能看電視 還是視訊通話零時差的最佳互動管道)

現在許多電視逐漸從單純的影片播放轉型成為家庭娛樂中心。以往電視只負責播放影片，是個單純的顯示器。可是現在電視有逐漸取代電腦的趨勢，不僅要可以上網、可以裝APP擴充功能、還可以視訊連線，讓你接個無線滑鼠與鍵盤來把它當電腦用。

各家販賣店的店員一聽我要買液晶電視，馬上就會推上述的各種功能。這時候要注意了，其實這些廣告臺詞有很多問題。如果是對電腦不熟悉的人來說，恐怕很容易搞混。

多餘功能1：上網 / Unused Feature 1: Internet Browser

我媽很久以前就常常搞不懂，以前拿傳統手機可以用WAP上網，那為何我還是堅持要用能安裝Opera或是Firefox之類的智慧型手機上網。那是因為這不是能不能連上網際網路的問題，而是瀏覽器能不能瀏覽標準網頁的問題。

以上圖中在Nokia手機上瀏覽Google的例子來說，你可以發現這個畫面跟我們一般在電腦上看到的Google界面差很多。除了這是因為配合小螢幕或是降低傳輸資料量之外，最主要的因為手機上的網頁瀏覽器通常都只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網頁功能，所以Google網頁也只好閹割成不同的畫面。

為什麼手機只提供簡易版瀏覽器呢？這是因為傳統手機的CPU跟記憶體與桌上型電腦相比小了許多，不太可能做到跟桌上型電腦用Google Chrome或Firefox來看網頁一樣的效果。

那用簡易版的瀏覽器上網有什麼問題嗎？如果你只是用Google查關鍵字，瀏覽純圖文的普通網頁，那還沒啥問題。但如果你對「上網」的意義在於用一些複雜的應用，特別是使用了大量的AJAX、或是以Web APP為目標的網頁服務，例如Facebook網頁版，那是完全不能指望簡易版的瀏覽器能夠正常開啟這些網頁。

那手機上的簡易版瀏覽器跟液晶電視有什麼關係？關係也很大，因為現在的液晶電視上網的模式就跟當初用手機上網差不多，裡面裝得十之八九也都是簡易版的瀏覽器。儘管技術的進步，液晶電視上的瀏覽器看起來也許比當初用WAP看網頁的手機來說好得多，但是這還是很難保證液晶電視的瀏覽器可以順利開啟你要的網頁。

不然保險起見，你也可以把「我的最愛」書籤整理一下，然後到展示區一一測試看看，似乎比較安心一點。

多餘功能2：APP / Unused Feature 2: APP

有一點很恐怖的事情是，許多人都以為「APP」這個字是直接對應到iPhone或Android的APP。聽到「可以安裝APP」就以為是「可以安裝我在iPhone上使用的那些APP」，但這是天大的誤會。

(圖片來自News24 launches Samsung Smart TV app)

以上面來自Samsung Smart TV上的TV APP來說，這臺Samsung Smart TV就只能裝Samsung Smart TV的TV APP，不能裝iPhone或Android的APP；這些TV APP就是特別為了Samsung Smart TV而設計，你也不能裝在LG或Sony的智慧型電視上——不管它們誰比較智慧。

回頭說到這個APP，他本來就只是一種在作業系統上安裝應用程式的行為，可以幫既有的作業系統增加一些額外的功能。Windows 7上可以安裝遊戲擴充娛樂功能、Android上可以安裝Google注音輸入法改善輸入功能，智慧液晶電視也提供了類似的擴充功能，大多不外乎是可以看YouTube、上Twitter。

乍看之下可以擴充功能似乎很不錯，可是若你仔細一看，會發現跟iPhone的App Store或Android的Google Play相比，智慧型電視的APP數量完全只是小巫見大巫。可是每一家都說自己是APP，這也造成許多人都以為每一種APP都是像iPhone或Android那樣的APP。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那為什麼智慧型液晶電視上的APP不像是智慧型手機的APP這麼多呢？這是開發環境的問題。APP，其實也就是一種作業系統開放環境、供開發者撰寫應用程式、好安裝在作業系統上的做法。不過複雜的作業系統通常是用在電腦上，以應付各種功能需求。而電視的主要任務在於播放，我們很難要求電視能扮演好一個複雜的作業系統，因此電視上能夠安裝的APP通常功能有限。其次，iPhone與Android能夠擁有這麼多的APP，這是因為這些平臺的盛行與開放供人開發，才會有這麼多人願意考慮在智慧型手機上開發各式各樣的APP。液晶電視並沒有採用通用的作業系統，也不一定有開放供人開發APP，而大多是由製造商自己開發。少數人開發一些電視的零星價值，又只是提供使用者免費安裝，那當然不能期待液晶電視上的APP有多好用啦。

總結上述，不要看到電視可以裝APP就心動，這個APP跟你想像的有很大的不一樣啊！

更智慧的選擇：使用Android電視棒 / Android TV Stick

與其考慮智慧型電視提供的不太智慧的作業系統環境，我還比較建議使用現在智慧型手機使用的Android作業系統。以上圖這個BenQ 電視上網精靈Android電視棒為例，它主要把電視當作HDMI的顯示器，內裝的是Android的作業系統，電源採用USB供電，可外接無線鍵盤滑鼠來操作。簡單來說，它就像一臺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但是是把液晶電視當作螢幕來顯示而已。

買電視棒可以解決上述的幾個問題：

1. 上網可以安裝各種支援標準網頁的瀏覽器，包括Google Chrome。可惜依然不支援IE。
2. 可以使用Google Play的各種APP，但是要注意是否真的有安裝Google Play。
3. 鍵盤輸入法可以使用更好用的輸入法，像是Google注音輸入法。

但是相對的，購買這種電視棒也需要注意幾個問題：

1. 是否有為電視螢幕做版面調整：智慧型手機是小螢幕，可是電視是大螢幕。不同螢幕所使用的DPI不同，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2. Android的版本：早期的電視棒大多是Android 2.3，可是現在主流的Android是4版以上。Android 4為大螢幕做了不少的調整，比起Android 2.3好用很多。而且現在的APP也大多限定在Android 4以上才能安裝，在選擇時務必特別注意。
3. 是否內建Google Play：有安裝Google Play、能夠從Google Play下載APP的電視棒需要多付一點錢給Google，所以會賣比較貴。未安裝Google Play的電視棒雖然也可以安裝APP，但是會有很多APP無法支援，而且操作複雜度會麻煩許多。

因此購買電視棒也是一門學問，需要仔細比較、評估再來購買。現在很多賣場會把電視棒跟電視綁在一起賣，價格雖然比較便宜，但若一個不堪用的電視棒，那等於是花了更多冤枉錢，不得不慎。

其他的電視棒 / Other TV Stick

你也可以考慮買像是GameStick遊戲專用的電視棒。內容一樣裝Android，而且界面有為遊戲設計特別調整過，還有一個無線操作器，非常的酷。但不能當作是普通的Android看待，它似乎不能像一般的Android一樣使用各種APP。把它當作是類似PS3或XBox這樣的電視遊樂器來使用吧。

另外讓我期待的是Firefox OS的電視棒 MatchStick。雖然Firefox OS前景依然不明，但我還是很支持基於Web網頁技術開發的任何開放標準應用。

 

不過話說回來，上述這些智慧型電視的考量問題都跟我家無關。我家要的只是有台電視看第四台而已，其他的功能都是多餘的啦。

為什麼要看第四台？ / Why We Need Cable TV?

在繼續談液晶電視之前，我想先回歸到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前提是我們要看第四台。

臺灣俗稱的第四台是指以同軸電纜連接的有線電視，並以多頻道月組的方式提供服務。租了第四台之後，家裡就可以看到上百台不同的節目。儘管原本第四台是因為有別於早期的中視、臺視、華視的第四種選擇，而在民視出來之後，無線電視早就不只四臺了，可是我們還是習慣以第四台稱呼。

第四台的缺點 / Cable TV’s Problems

傳統的第四台採用的仍是早期的NTSC影像格式，僅有提供640*480的解析度。而當時的映像管電視也是以支援這種解析度為主而設計。然而640*480其實並不是很清晰，因此早期的字幕做的很大，就是為了讓觀眾在不清晰的解析度下看清楚文字。

時代來到了1080p大螢幕盛行的現代，越來越多影片是特別為了高解析的顯示器設計。像是這個PS4的介面設定，在僅支援640*480解析度的映像管電視底下觀看，你完全看不清楚文字的內容。

由於同軸電纜提供的資料量有其極限，近年來以光線網路提供更高品質的視訊來源越來越盛行。最有名的就是中華電信的MOD，而MOD提供的高品質Full HD也是許多人更換電視的主要原因。MOD是以隨選視訊的方式提供服務，意思是你要看哪一個節目或影片，就在你想看的時候臨時從網路上下載來播放，而不是跟傳統第四台是持續播放不同節目這種模式。好處是你想看的節目可以隨時從頭或是你想要的地方看起，壞處是只有少部分節目或影片免費、大部分節目都是要收費的。

另一方面，傳統的有線電視台也開始提供高品質清晰的數位頻道，採額外付費的方式讓使用者購買。但是這個問題在於，即使是聲稱有線電視數位化，仍然只有少數幾個頻道是高品質清晰畫面，例如公視與那些額外付費的頻道，大部分仍是跟傳統的第四台一樣的畫質。而且數位電視訊號來源必須要以光纖網路來傳輸，不見得所有社區都有鋪線、支持數位有線電視。要確認的話還是打一通電話比較保險。

第四台的優勢 / Advantage of Cable TV

好吧，我們知道第四台清晰度比不上數位有線電視、也沒有像MOD一樣的隨選視訊，那為什麼我們還是要看第四台？原因當然是因為有想看的節目囉。

第四台雖然提供了很多我們不會想看的節目，但是仍然有各種電影臺跟娛樂節目，這也是我們家人主要收看的頻道。而這些頻道目前MOD有些並沒有提供，或著是還需要額外加價購買之後才能看。儘管高畫質可能值得多花點錢，但對於娛樂花費斤斤計較的家人來說，這可能不是什麼好選擇。

有些年輕人可能會跳出來說：「什麼綜藝節目或電影的我可以下載啊？」但是對於懶得找尋去哪裡下載的家人來說，能在指定時間內打開電視觀看，那就是最好的娛樂來源了。看個電視何苦還要強迫家人學習下載影片呢？

液晶電視能看第四台嗎？ / Can Cable TV display on LCD TV?

在確定要看第四台的前提之下，我們來看看液晶電視看第四台的問題。

(圖片來自於DIY：第四台 CATV (Cable TV 有線電視)同軸電纜線（Coxial Cable）剝線製)

基本上現在以「液晶電視」為名的產品都可以支援以同軸電纜輸入視訊訊號的接頭。因此現在液晶電視可以看第四台，但是可以看、跟好看是兩回事。

解析度問題 / Resolution Problem

第四台僅提供640*480低解析度的影像來源，而這在高解析度的液晶電視上看起來非常地傷眼。以現在液晶電視支援原生的Full HD 1080p來說，他的解析度是1080*1920，跟第四台的640*480相比大概差了快7倍左右。這個意思是說，原本在映像管電視上會看到的一點色塊，會被直接放大快7倍之後成為一個大馬賽克。而電視尺寸越大，你看到的馬賽克也就越大。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借用訊號分接共享該如何弄清楚畫面? 及 電視卡/電視盒產品畫質的選擇這篇教學的電視圖片作為例子來解釋。

這是電視的原圖。

若你在映像管電視上看，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你在液晶電視上看，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這並不是什麼放大鏡細看的問題，而是實際上就是會「清楚地看到那些模糊的畫面」。

好吧，畢竟第四台先天上影像訊號就沒有那麼高畫質，不能期待他清楚是合情合理的。但問題還沒完，還有另一個大問題需要注意。

螢幕比例 / Display Aspect Ratio

(圖片來自於Faking It : Making 4:3 footage work in 16:9 projects)

現在的液晶電視幾乎都只剩下16:9寬螢幕的樣式，但是第四台的視訊來源比例卻是4:3。從上圖中你可以發現寬螢幕跟普通螢幕相比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為了讓寬螢幕電視能夠顯示4:3的第四台訊號，液晶電視會提供幾種選擇：

• 最大化拉寬：把4:3拉大到吻合液晶電視的比例，比例看起來最奇怪。
• 左右拉寬：中間保持比例，只有左右兩邊拉特別寬。這樣可以讓觀眾看起來不會覺得特別奇怪。
• 稍微上下裁掉之後拉寬：由於上下畫面被裁掉一點，所以拉寬時比例比較不會差距太大。
• 上下裁掉，維持相同比例：犧牲大量上下畫面，維持畫面比例不變。但是這樣看不到的區域很大之外，馬賽克會被放得更大。
• 保留左右黑邊，維持相同比例：這可能是顯示4:3比例畫面來源最理想的方法。

雖然畫面比例上有這些選擇，但是很遺憾的是，並不是所有液晶電視都會提供比例的調整。就我那時候看的幾款產品，便宜的只有大同提供螢幕比例調整，其他的液晶電視都是比較貴的品牌才有提供這個功能。

沒有適合看第四台的液晶電視嗎？ / Which LCD TV is Suitable to watch Cable TV?

我跑了幾家店親自看了幾臺液晶電視，發現大多數液晶電視播放第四台的時候看起來都很糟糕。特別是店家通常會展示的都是高畫質影片，相較之下第四台更是慘不忍睹。

不過看到最後，赫然發現SAMSUNG的UA40H5100AWXZW在第四台這種低解析度的畫面時，硬是要比Sony的高價液晶電視還要漂亮一點。而且SAMSUNG的操作按鈕採用十字加點選來控制，跟其他液晶電視相比起來順手許多，當時我看了還蠻心動的。

不要用液晶電視看第四台 / Don’t Watch Cable TV on LCD TV

可是回家後又看了一下映像管電視，然後靜下心想一想，赫然驚覺一個事實：

 

就算液晶電視調整的再好，看起來也不過跟映像管電視差不多，為什麼我還要花大錢去買呢？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早就被人討論已久。像是kreties的[心得] 只看第四台 大家怎麼都推CRT? 液晶錯了嗎? 或是 LED背光的液晶電視看有線電視時畫質變差? 

許多人的模式都是：

1. 原本看第四台
2. 聽說液晶電視大螢幕很炫，來換液晶電視好了
3. 第四台看起來好模糊
4. 改換MOD，花更多的錢，但看不到第四台的節目

有些人為了第四台在液晶電視上看起來很模糊的問題發問，還會被回嗆說去拿藍光來看，想來發問者心中應該是百般無奈：我就是想看第四台，第四台錯了嗎？orz

 

這個問題非常地嚴重，但是電視銷售員的介紹方式卻通常是：

「液晶電視也可以看第四台啦，只是比較模糊而已。」

卻不是：

「要用液晶電視看第四台，你不如去買映像管電視。」

 

為了賺錢，在商言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消費者自己要多做功課，別太輕易相信銷售員囉。

結論：內容為王 / Conclusion: Content is King

好吧，姑且不討論那些因為被液晶電視大螢幕騙到而買來看第四台的可憐消費者。我們還是為這篇已經超過5000字的文章做個總結。

為什麼不選擇液晶電視？我的主要理由在於因為我們想看第四台上的節目，而這些節目並沒有的提供高畫質格式，液晶電視並不適合在看低畫質的影片，因此繼續看映像管電視即可。

如果有朝一日MOD或其他有線電視提供了我們想看節目的高畫質版本，到時候再來考慮採購液晶電視也不遲。

為了想看的內容而選擇適合的電視，而不是追逐潮流換電視，這點希望跟大家共勉之。

 

最後我想澄清一下，其實我從大學搬到宿舍之後就不太看電視了，大多都是用電腦來看影片，而現在逐漸改成用平板電腦來看影片。電視播什麼節目我也不太在意就是了X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