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3 (到校上課)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knowledge economy/課程講義.pdf)

八、資訊社會中的圖書資訊事業

面對資訊社會，圖書館應該如何自處或調適？就如Gertrude Himmelfarb所說的：「我們面對的是兩種革命--智能革命和技術革命。」就智能革命而言，革命的對象不僅是服務，還包括圖書館的基本概念，也就是必須放棄自給自足、萬事具備的大館思想走向合作策略。就技術革命而言，由於運用大量缺乏人性的科技器材，因此越需要活潑的圖書館員。

在資訊社會中，圖書館和圖書館員將會越來越重要，所以的圖書館都需要將新穎電子化的資訊和儲存的圖書結合起來。高科技要能夠讓資訊使用便利，而不是製造能夠付費的特權階級。圖書館員應該關心的仍是老問題，只不過這些問題被賦予新的形式，包括：（1）在昂貴科技的使用日漸增多之際，如何保障讀者能平等的取用資訊；（2）如何激勵館員持續提升個人及專業知能；（3）圖書館如何滿足多元文化之需；（4）圖書館如何橫跨科技領域，在資訊的掌握上無主題漏失；（5）當社會舊價值日漸消失之際，如何協助重建新價值；（6）在資訊的選擇上，如何維持本國文化的平衡發展；（7）如何在讀者隱私權、資訊自由、智慧財產權之間取得平衡；（8）圖書館如何面對與其他資訊機構的競爭，又能結合技術與資訊，在資訊社會中立足？

九、資訊社會論述的批判觀點

在資訊化社會中，是否有任何事物真的是如此不同；以及那些以存在的差異，是屬於正面的改變或負面的改變。當某些人將資訊化社會視為一種獲得改善的社會環境，它使社會所得分配得更好、也讓人們能有管道去獲得更多的資訊時，卻有另外一些人懷疑資訊社會是否只是另外一種資訊導向的資本主義，他不但存在著資本主義現有的弊病，同時還可能有某些新的弊端。

或許事實上正在發展的僅是認為「資訊是一項商品」，而非公共資源的一種以資訊為導向的工業化形式罷了。席勒(Herb Schiller)注意到一件事實：以往可由公共圖書館或政府文件中免費取得的資訊，在被保存於以電腦為基礎的系統之後，事實上必須以更高的代價來獲得；因為它們通常都由私人擁有，並以獲取利潤為目標來經營。

肆、圖書資訊學的典範：

一、典範的定義：

（一）Miksa(1992)：The term "paradigm"is used here for a set of ideas which represents wha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central phenomenon of the LIS field and which serves as a framework for the field's systematic knowledge and research.
一組理念，其能代表圖書資訊學領域中主要的現象，並能呈現出此領域系統性知識與研究的架構。

（二）Kuhn(1969)：典範這個詞有二種不同意義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一特定社群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
另一方面，它指涉那一整體中的一種元素，就是具體的問題解答。把它們當作模型或範例，可以替代規則作為常態科學其他謎題的解答基礎。

二、圖書資訊學研究的典範：

Francis L. Miksa (1992)認為有兩種不同的典範：

（一）圖書館作為社會機構的典範(The library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此典範將圖書館視為社會機構之一，它起源於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這個典範截至目前為止，對圖書館員仍具顯著的影響，尤其是圖書館
實務單位常以這個典範來指導工作的進展，更主導圖書館資訊學界在圖書館行政與規劃上的當代研究。

這個典範的焦點是圖書館本身。圖書館被視為一個社會機構，而且是一個定義明確、獨一無二的機構。圖書館有資料、組織、知性屬性(Intellectual properties)
作為工具來發揮它的功能。所謂的資料指的是蒐集的文獻，組織則是行政機構與人員，知性屬性則是觀念系統(如分類系統、編目結構、選採政策等)，可作為管理
資料與驅動組織的有效基礎，以達成圖書館的功能。

但是此典範也受到一些批評：

1、過度簡化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複雜性，並不只是靠文獻可以達成知識的累積。

2、各種社會機構都在傳遞文化價值與社會知識，但不是所有的機構都是透過文獻的使用來傳遞。而且與社會及文化的變遷相關的社會知識的傳遞，也不能化約成
只有一種社會機構的責任，或甚至只由社會的單一階層來促進文獻的使用。

（二）人類資訊傳播系統中資訊流動的典範(Information movement as a system of human communication)

這個典範因為所強調的重點不同，又可分為三個不同的典範：由資訊理論所

衍生的系統導向典範、Nicholas J. Belkin的知識異常狀態典範，與Brenda Dervin的意義建構論。

1、資訊理論及其衍生的系統導向典範

這個典範起源於1950年代通訊領域及控制論者的想法。此典範的焦點是人類傳播系統中資訊流動的過程，它所關注的重點已不是機構，而是資訊。這個典範
所產生的資訊系統其實是來自Claude E. Shannon與Warren Weaver的「通訊的數學模式」。如下圖：

（Shannon與Weaver的通訊傳播模式）

這個模式以很簡單的步驟，描述資訊傳播的過程。資訊源選擇出所要傳遞的訊息，經過傳輸器的轉換成信號，透過頻道的傳送，由接收器接收後再轉換成資訊端
可辨識的訊息。中間的部份則是傳送過程中所出現的雜訊。

Miksa指出這個典範在圖書資訊學界的影響表現在下述的幾個重要概念：

(1)熵的不確定性、負熵、反饋、資訊減低不確定性的說法，都在在影響將資訊視為系統中流動的事物。資訊可以被測量、處理與控制。

(2)資訊被視為可被分割，而不連續的事物。

(3)幫助對資訊的概念有了更充份的了解。

針對這個典範的批評主要在它的概念基礎：

(1)Cherry(1966)：通訊的數學理論的主要核心是在電訊傳播(Telecommunication)的領域中發展出來的。因此，在技術的層次，資訊的容量可以用數學的基礎明確地
定義出來，但用在人類的溝通時，顯然有欠失當。不一定能解釋人際溝通，因此在語意上是無法測量的。

(2)Dervin：這種系統導向的研究是站在系統的角度來看資訊使用者，並不是站在資訊使用者的角度來了解其資訊需求，因為不了解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所以我們無
法設計出新的系統與新的服務。

2、Nicholas J. Belkin知識異常狀態（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 -ASK）

由於舊的典範已逐漸無法解釋資訊使用的現象，在1970年代遂出現了認知觀點的典範。

Nicholas J. Belkin認為資訊科學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應該是「促進資訊生產者與資訊使用者之間，需求資訊的有效溝通。」我們不需要再試圖追求資訊的定義，
而應該是要積極尋求資訊科學所需要的「資訊概念」(information concept)。這二者的不同在於，定義是問資訊是什麼，而概念則是一種注視與解釋現象的方式。
此外，Belkin傳承自Brooks的想法，認為「資訊就是能轉換知識結構的東西」。

Belkin提出的知識的異常狀態(ASK)乃在說明，資訊需求的產生是起於使用者認識到自己知識處於異常狀態，無法處理所面對的問題與情境。一般而言，使用者
無法精確地描述需要什麼，來解決這個狀態。因此，資訊檢索的目的，最合宜的說法就是企圖描述知識的異常狀態。

經由這個模式，中介者由於對於使用者的了解，可以與使用者進行良性的互動，因而幫助使用者明確地描述自己知識的不適狀態。換言之，使用者的目的與使用者
知識的掌握，乃是資訊系統成功的核心。

3、Brenda Dervin意義建構論

認知觀點另一個較具代表性的典範乃是Dervin的意義建構論。Dervin認為資訊並非獨立於使用者之外，而是由使用者所創造。

意義建構論與其他傳統資訊理論的不同：

（1）資訊使用是一種建構，它並不是一種傳遞。

（2）我們應該由使用者來看資訊使用，而不是自觀察者來看資訊使用。

（3）資訊使用應該被視為一種過程，而不是一種恆定的狀態。

（三）詮釋學典範

1980年代以後，詮釋學典範的出現，強調了部分與整體的關係，透過歷史與傳統文化進行知識的傳遞。詮釋學強調一個文本的任何部份，必須作為整體的一個部份來了解，
而整體要全部被了解，則必須各部份都被了解以後才有可能。詮釋學認為人類的經驗不只是感官的經驗而已，而是與歷史實體、歷史的過程息息相關，經驗是在歷史過程中成形的。
人類的生活世界是個人整體經驗的總合，新經驗總是在舊經驗的氛圍中形成。這個氛圍就是生活世界，而這個生活世界則會因為資訊的吸收而產生變化。

（四）多元典範

在社會學科中，不像自然學科，具有很高的學科同質性。以社會學而論，不同的典範同時並存，互有其解釋的範圍。因此，乃有多元典範學科稱呼。

圖書資訊界也有這樣的現象，不同的典範仍各有其解釋的功能，並沒有因為新典範的興起，而讓舊典範被淘汰。Saracevic(1996)認為如果真有圖書資訊的典範變遷，應該是
系統導向與使用者導向這兩個典範整合，研究結果的互相應用。但是如何克服典範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恐怖是整合理念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參、素養的定義

「素養」(literacy)這個名詞來自拉丁字"literatus"，從中世紀起，便有學者對其有不同層面的解釋，最普遍的解釋是素養是一種讀、寫、算的能力，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基本能力。以美國為例，19世紀中葉(1894)，會簽名就是有「素養」的人，20世紀中葉(1940)，受教育的年限成為評定「素養」程度的標準。一百年的演進，使「素養」由「有」、「無」的二分法，演進為「程度」上的差異。

此外，素養(literacy)在國內被翻譯成「識字」，是指十五歲以上的國民，具備基本讀、寫、算的能力，並足以應付日常所需。而各國政府也體認到，國民識字能力的提升，對國家經濟、工業、社會、政治發展都產生重大的影響。由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對素養的解釋為:

一、受教養的狀況或品質，特別是指讀與寫的能力。

二、教育的內涵。

三、個人具備某一特殊主題或學科的知識。

由此可知素養是個具變化性概念的用字，他的意思包含從個人最基本的讀寫

能力，到某個人擁有某種學科的知識。而美國國家素養法案(P.L. 102-173，The National Literacy Art of 1991，Section 3) 對於素養的定義是:一個人有能力讀、寫、說英語，與熟練某種層次必備的能力從事計算與解決問題，已達成個人的目標，發展個人的知識與潛能。此外，在1977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科學資訊部」主任Lee G. Burchinal則認為應該給予「素養」一個新的時代意義，他說:不論過去傳統的素養定義如何成功，我們需要往前看，以達到一個新的國家素養-資訊素養。

素養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通常分為三類:

一、傳統素養:最早的傳統定義重在讀、寫和文章主題，以便了解其符號標示、指引的功能。

二、功能素養:重點在要求溝通效能的技巧。包括數字與口頭技巧，寫與聲音。它包括三種不同定義。一是自我抉擇的能力:Hunter和Harman定義素養是特殊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技巧，以實施其自我抉擇的能力，如對家人、社會、民眾、社會工作者、宗教團體等。引申之，此詞可依個人需求而加以擴及其定義，如照顧小孩、閱讀及駕馭技術的能力。另一為經濟成功的要素:1975年德克薩斯大學的成人執行階段(Adult Performance Level, APL) 針對此功能性技巧提供訓練，包括讀、寫、計算、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確定其相關範圍，如社會資源、工作知能、消費經濟、健康、政府與法律。最後一項為研究等級或完全高中學級:此類素養多用於高中時期或一般學歷之文憑，其目的是做較高深的研究。

三、素養層次:前兩者為定義素養，但此者為研究其層次。其概念超越了傳統與功能性，她的特殊範疇為:工作場所素養、數學素養、家庭素養、科學素養、藝術素養、公民素養、英文為第二語文素養、讀的權利與文化素養等。而每個素養都是重要因素。

(一)資訊素養之定義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由「素養」(literacy)一詞依時代需要演進而來。資訊素養一詞出現至今，有許多國內外學者為其下定義，國外學者方面，L.B. Jones認為資訊素養包括覺知到需要資訊、同時知道需求的內容、以致能有效地尋求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並使用資訊。K.E McHenry引用葛來契的看法認為資訊素養有四個部分:第一是能體認資訊價值與力量的態度；第二是能覺知資訊形式與種類的多樣性；第三是能理解到資訊並非是知識，除非資訊已被分析、被探討、被整合到現存的知識體之中；第四是除檢索的過程外，要有效率且具有批判性的檢索資訊。H.B. Rader定義資訊為:了解獲取及時性與回溯性資訊的過程與系統，例如資訊便是與傳輸系統與服務；針對不同的資訊需求，有能力評估不同管道與來源的效度及可靠性；以及熟悉許多徵及與儲存自己所擁有資訊的基本技巧，例如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與資訊處理系統等。

(3)圖書館推展資訊素養活動之方向

以長遠觀點而言，公共圖書館從事資訊素養教育活動時，不僅能提升民眾的資訊素養，也能改變讀者對公共圖書館館員的印象，將圖書館視為一個學習的重要機構。公共圖書館可朝以下方向來推展其資訊素養活動：

A、以任務編組方式，增設教學館員：若在人力允許下，圖書館可採取任務編組方式，選擇合適的參考或閱覽部門的館員，從事資訊素養活動的設計與教學服務。此外，若能設立專職館員從事此項工作，將是最佳的方式，否則在人力不足之下，採任務編組方式亦是一個變通的方法。

B、公共圖書館應主動與學校發展合作教學計畫：當前資訊素養教育的推廣雖大都集中於學校及大學圖書館，但對成人或社會教育而言，公共圖書館不僅可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也可系統性協助與支援鄰近社區的學校圖書館，共同推展學生的資訊素養教育。

C、針對不同讀者開授「資訊蒐集與研究」相關課程：公共圖書館可針對不同年齡層與職業的讀者，開授「資訊蒐集與研究」等相關課程，教導民眾有系統搜尋、過濾、整理與應用資訊。

D、與社區大學或社區學院共同發展課程：目前由於終身教育理念逐漸深入地方，許多社區大學或學院逐漸在地方發展。此種具有濃厚社會教育功能的社區大學或學院，大都需要借用當地圖書館或民眾活動中心作為上課的地點。圖書館若能適時與社區大學共同合作，發展一系列資訊素養課程，透過館員有系統介紹圖書館資源與運用，則無論對提升圖書館的專業服務或民眾的資訊素養，都將是一種雙贏的局面。

由莊老師所提出的觀點可以看出未來圖書館在實施資訊素養教育時，與社區的學校、社區大學相互結合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向，透過正式的教育管道結合資訊素養教育，不僅能減少圖書館員的工作負擔，也能提昇資訊素養教育的成效。然而，與正視的教育管道結合時還是有其障礙，例如:學校的升學壓力，或者要與校方一再溝通，使校方能夠認同等因素，相形之下，如果圖書館與其他的社教機構合作，或許能減少其中的溝通障礙，也能使資訊素養教育更融入民眾的生活之中。

(20071130 Literacy and its consequences/1130素養.htm)

(20071123 (到校上課)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knowledge economy/課程講義.pdf)

八、資訊社會中的圖書資訊事業

面對資訊社會，圖書館應該如何自處或調適？就如Gertrude Himmelfarb所說的：「我們面對的是兩種革命--智能革命和技術革命。」就智能革命而言，革命的對象不僅是服務，還包括圖書館的基本概念，也就是必須放棄自給自足、萬事具備的大館思想走向合作策略。就技術革命而言，由於運用大量缺乏人性的科技器材，因此越需要活潑的圖書館員。

在資訊社會中，圖書館和圖書館員將會越來越重要，所以的圖書館都需要將新穎電子化的資訊和儲存的圖書結合起來。高科技要能夠讓資訊使用便利，而不是製造能夠付費的特權階級。圖書館員應該關心的仍是老問題，只不過這些問題被賦予新的形式，包括：（1）在昂貴科技的使用日漸增多之際，如何保障讀者能平等的取用資訊；（2）如何激勵館員持續提升個人及專業知能；（3）圖書館如何滿足多元文化之需；（4）圖書館如何橫跨科技領域，在資訊的掌握上無主題漏失；（5）當社會舊價值日漸消失之際，如何協助重建新價值；（6）在資訊的選擇上，如何維持本國文化的平衡發展；（7）如何在讀者隱私權、資訊自由、智慧財產權之間取得平衡；（8）圖書館如何面對與其他資訊機構的競爭，又能結合技術與資訊，在資訊社會中立足？

九、資訊社會論述的批判觀點

在資訊化社會中，是否有任何事物真的是如此不同；以及那些以存在的差異，是屬於正面的改變或負面的改變。當某些人將資訊化社會視為一種獲得改善的社會環境，它使社會所得分配得更好、也讓人們能有管道去獲得更多的資訊時，卻有另外一些人懷疑資訊社會是否只是另外一種資訊導向的資本主義，他不但存在著資本主義現有的弊病，同時還可能有某些新的弊端。

或許事實上正在發展的僅是認為「資訊是一項商品」，而非公共資源的一種以資訊為導向的工業化形式罷了。席勒(Herb Schiller)注意到一件事實：以往可由公共圖書館或政府文件中免費取得的資訊，在被保存於以電腦為基礎的系統之後，事實上必須以更高的代價來獲得；因為它們通常都由私人擁有，並以獲取利潤為目標來經營。

(20071123 (到校上課)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knowledge economy/1123知識經濟.htm)

此詞最早出現在 1975 年。克利斯蒂安（R.W.Christian）在《電子圖書館：書目資料庫 ：1975～1976》一書中首次提出。但這本書中所指的電子圖書館只是「以電子形式出版的資料庫」。

1984 年，道林（Kenneth E.Dowlin）在其著作《電子圖書館：前景與進程》中對電子圖書館給出了一個比較明確的描述：「電子圖書館是一個盡最大可能提供資訊存取的並通過電子技術擴大和管理資訊資源的機構。」，表現出了技術層面的意涵。

(20071019 Redefining the library the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1019 重新定義圖書館.htm)

(一) 圖書檢查的定義

圖書檢查（Censorship）一詞，有人翻譯成「檢查制度」，也有人翻成「書刊檢查制度」。其定義，根據「赫洛德圖書館詞彙」的解釋為：「禁止因政治、宗教、淫穢或輕視神祇等理由被認為持有異議的作品之出版、傳播、流通或銷售，這些行動通常是在聯邦、國家、州或地方法律之下，預防其從海關或郵局流通，或採取法院的行動來預防其銷售。」而美國圖書館學會（ALA）則將圖書檢查定義為：「禁止或反對含有攻擊性資料作品的出版、傳播、流通或陳列。」

此外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將圖書檢查（Censorship）解釋為：「傳統上所謂的檢查制度，通常指政府機構、宗教團體、民間社團，以及社會上一些個人，基於國家安全與公共道德的主觀認定，對於一般民眾在資訊取得、閱讀與聽聞各方面加以限制與防止。」而根據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 Encyclopedia)的解釋是：「改變、扣留或禁止演說與寫作，即被宣告是破壞善良風俗者。就現代角度而言，其主要的特色在於其與政府之關係並受法律規範。」由此可見圖書檢查制度和社會道德、法律及政治的發展都是息息相關的。

(五) IFLA-圖書館與知識自由宣言（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5. 圖書館應保證其藏書和服務項目的選擇和展示，係出自專業考慮，而非出自政治、道德和宗教觀點。

Metadata 議題的核心本質便是格式標準本身的發展與訂定，此方面的相關探討,所包含的類型屬性相當多樣化，可以歸納為「資料結構標準」、「資料內容標準」、「概念模型與架構標準」、「標示語言標準」及「互通協訂標準」等五種類型。其中的資料結構標準依應用的性質可以包括「一般性」（如：DC的探討）、「特定社群」（如：圖書館社群的MARC，檔案館社群的EAD，教育社群的LOM），以及「整合性」（如：編碼資源物件的描述型、結構型與管理型metadata 的METS）。資料內容標準方面，則開始出現博物館社群的編目標準CCO（Cataloguing Cultural Objects）。Metadata 互通協訂標準OAI是此類型文獻中出現最多的主題，通常與DC 標準一起搭配應用。可以觀察到，metadata 格式標準的發展，資料結構類型仍為主軸，但探討的格式除了經典的DC 外，在圖書資訊學領域也關心機讀編目格式（MARC）、檔案館（EAD）、數位學習（LOM）、多媒體（MPEG），以及（MODS）等相關社群的metadata 標準。此外，也開始突破過去較為關注的描述性型metadata，轉而開始發展本社群改良式或整合式（如：MODS, METS）的資料結構標準。

詳細內容如下表所示。

參、素養的定義

「素養」(literacy)這個名詞來自拉丁字"literatus"，從中世紀起，便有學者對其有不同層面的解釋，最普遍的解釋是素養是一種讀、寫、算的能力，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基本能力。以美國為例，19世紀中葉(1894)，會簽名就是有「素養」的人，20世紀中葉(1940)，受教育的年限成為評定「素養」程度的標準。一百年的演進，使「素養」由「有」、「無」的二分法，演進為「程度」上的差異。

此外，素養(literacy)在國內被翻譯成「識字」，是指十五歲以上的國民，具備基本讀、寫、算的能力，並足以應付日常所需。而各國政府也體認到，國民識字能力的提升，對國家經濟、工業、社會、政治發展都產生重大的影響。由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對素養的解釋為:

一、受教養的狀況或品質，特別是指讀與寫的能力。

二、教育的內涵。

三、個人具備某一特殊主題或學科的知識。

由此可知素養是個具變化性概念的用字，他的意思包含從個人最基本的讀寫

能力，到某個人擁有某種學科的知識。而美國國家素養法案(P.L. 102-173，The National Literacy Art of 1991，Section 3) 對於素養的定義是:一個人有能力讀、寫、說英語，與熟練某種層次必備的能力從事計算與解決問題，已達成個人的目標，發展個人的知識與潛能。此外，在1977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科學資訊部」主任Lee G. Burchinal則認為應該給予「素養」一個新的時代意義，他說:不論過去傳統的素養定義如何成功，我們需要往前看，以達到一個新的國家素養-資訊素養。

素養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通常分為三類:

一、傳統素養:最早的傳統定義重在讀、寫和文章主題，以便了解其符號標示、指引的功能。

二、功能素養:重點在要求溝通效能的技巧。包括數字與口頭技巧，寫與聲音。它包括三種不同定義。一是自我抉擇的能力:Hunter和Harman定義素養是特殊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技巧，以實施其自我抉擇的能力，如對家人、社會、民眾、社會工作者、宗教團體等。引申之，此詞可依個人需求而加以擴及其定義，如照顧小孩、閱讀及駕馭技術的能力。另一為經濟成功的要素:1975年德克薩斯大學的成人執行階段(Adult Performance Level, APL) 針對此功能性技巧提供訓練，包括讀、寫、計算、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確定其相關範圍，如社會資源、工作知能、消費經濟、健康、政府與法律。最後一項為研究等級或完全高中學級:此類素養多用於高中時期或一般學歷之文憑，其目的是做較高深的研究。

三、素養層次:前兩者為定義素養，但此者為研究其層次。其概念超越了傳統與功能性，她的特殊範疇為:工作場所素養、數學素養、家庭素養、科學素養、藝術素養、公民素養、英文為第二語文素養、讀的權利與文化素養等。而每個素養都是重要因素。

(一)資訊素養之定義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由「素養」(literacy)一詞依時代需要演進而來。資訊素養一詞出現至今，有許多國內外學者為其下定義，國外學者方面，L.B. Jones認為資訊素養包括覺知到需要資訊、同時知道需求的內容、以致能有效地尋求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並使用資訊。K.E McHenry引用葛來契的看法認為資訊素養有四個部分:第一是能體認資訊價值與力量的態度；第二是能覺知資訊形式與種類的多樣性；第三是能理解到資訊並非是知識，除非資訊已被分析、被探討、被整合到現存的知識體之中；第四是除檢索的過程外，要有效率且具有批判性的檢索資訊。H.B. Rader定義資訊為:了解獲取及時性與回溯性資訊的過程與系統，例如資訊便是與傳輸系統與服務；針對不同的資訊需求，有能力評估不同管道與來源的效度及可靠性；以及熟悉許多徵及與儲存自己所擁有資訊的基本技巧，例如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與資訊處理系統等。

(3)圖書館推展資訊素養活動之方向

以長遠觀點而言，公共圖書館從事資訊素養教育活動時，不僅能提升民眾的資訊素養，也能改變讀者對公共圖書館館員的印象，將圖書館視為一個學習的重要機構。公共圖書館可朝以下方向來推展其資訊素養活動：

A、以任務編組方式，增設教學館員：若在人力允許下，圖書館可採取任務編組方式，選擇合適的參考或閱覽部門的館員，從事資訊素養活動的設計與教學服務。此外，若能設立專職館員從事此項工作，將是最佳的方式，否則在人力不足之下，採任務編組方式亦是一個變通的方法。

B、公共圖書館應主動與學校發展合作教學計畫：當前資訊素養教育的推廣雖大都集中於學校及大學圖書館，但對成人或社會教育而言，公共圖書館不僅可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也可系統性協助與支援鄰近社區的學校圖書館，共同推展學生的資訊素養教育。

C、針對不同讀者開授「資訊蒐集與研究」相關課程：公共圖書館可針對不同年齡層與職業的讀者，開授「資訊蒐集與研究」等相關課程，教導民眾有系統搜尋、過濾、整理與應用資訊。

D、與社區大學或社區學院共同發展課程：目前由於終身教育理念逐漸深入地方，許多社區大學或學院逐漸在地方發展。此種具有濃厚社會教育功能的社區大學或學院，大都需要借用當地圖書館或民眾活動中心作為上課的地點。圖書館若能適時與社區大學共同合作，發展一系列資訊素養課程，透過館員有系統介紹圖書館資源與運用，則無論對提升圖書館的專業服務或民眾的資訊素養，都將是一種雙贏的局面。

由莊老師所提出的觀點可以看出未來圖書館在實施資訊素養教育時，與社區的學校、社區大學相互結合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向，透過正式的教育管道結合資訊素養教育，不僅能減少圖書館員的工作負擔，也能提昇資訊素養教育的成效。然而，與正視的教育管道結合時還是有其障礙，例如:學校的升學壓力，或者要與校方一再溝通，使校方能夠認同等因素，相形之下，如果圖書館與其他的社教機構合作，或許能減少其中的溝通障礙，也能使資訊素養教育更融入民眾的生活之中。

何謂專業？

專業是一種職業組織之理想形式，並非存於現實表面之上，當職業團體專業化時，及形成這種專業模式，與一般職業有所不同，專業有其特質，是具備下列要項的職業：

1. 必須奠基於通識教育；

2. 需要於專門學校提供長時間訓練；

3. 涵蓋一套比技能更為重要且有組織條理的知識體系；

4. 將專業應用於實際工作；

5. 為社會提供服務比獲得收入更為重要；

6. 關心人類社會之需求；

7. 藉由倫理守則規範其會員行為；

8. 組織全國性社團或專業學會以代表該專業；

9. 勞心甚於勞力；

10. 對角色定位認同；

11. 立法保障；

12. 有專業術語。

圖書館如何提升專業？

1. 調整課程規劃

2. 專業人員訓練

3. 強化中華圖書館學會功能

4. 展現圖書館法效能

(神秘助拳人提供)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當被觀察者知道自己成為觀察對象，而改變行為傾向的效應。來自於1927年至1932年埃爾頓·梅奧在霍桑（Hawthorne）工廠進行的一系列心理學實驗。

實驗內容

研究是在1924年至1933年進行的。Fritz J. Roethlisberger 和 William J. Dickson給出了大量實驗細節，但是很少解釋。1927年哈佛商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埃爾頓·梅奧作了簡短總結,包括表述了不管照明條件等因素如何，只要給予工人積極關注和自我管理權都可以因創造了積極的群體氛圍而提高產量。霍桑研究是一系列對工人在改善各種條件下(薪酬、照明條件、工間休息等)其生產效率變化情況的研究,但在一段時間後發現，這些條件的改善並未對生產率上升產生明顯效果,有些甚至回到初始的狀況。 這個現象在單個工人以及群體測試中都存在。實驗者設計的變數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顯著的主導生產率變化的因素。由梅奧教授等作出的一個解釋是：「六個個人組成了一支團隊，這個團隊在實驗中誠心且自發的進行了合作 。」此即後來提出的「非正式群體」概念。 1955年 landsberger重新解釋了實驗成果並定名為「霍桑效應」。

實驗結論

1. 改變工作條件和勞動效率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2. 提高生產效率的決定因素是員工情緒，而不是工作條件；
3. 關心員工的情感和員工的不滿情緒，有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

(Wikip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C%8D%E6%A1%91%E6%95%88%E5%BA%94&variant=zh-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