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的一篇課堂論文閱讀。這篇研究雖然是一種書目計量研究，但是卻採用內容分析法，更深入地將各篇論文進行編碼，找出跟「研究」相關的期刊論文。因此這篇研究雖然分析文章的數量不多，但是卻可以得到更有意思的研究結果。題外話，這種將論文分類為研究型或非研究型的方式，也許可以作為一種機器學習分類的訓練樣本，用於數位人文研究也說不定呢？
(more...)不同的研究方法背後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哲學與觀點。大量發送與快速回覆的問卷調查是想取得具可信度的統計資料，少量但資料量豐富的深入訪談則是從社會建構論來看到個人的觀點，從資料庫或報表中進行分析與模型建立的資料探勘則是找出大量資料中的特徵。
魚與熊掌難以兼顧，採用一種研究方法是難以克服它與生俱來的缺點。那怎麼辦好呢？下一步我們得要考慮的就是將不同研究方法綜合起來的「混合研究法」(Mixed methods research, MMR)。現在我們研究中常見的「問卷加訪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而我們實驗室常用的「實驗、問卷與訪談」也是混合研究法的一種應用。
然而，除了用多種方法來針對同一議題進行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要使用三角檢定(triangulation)來驗證彼此發現的成果，讓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串連成一篇完整的研究。
(more...)這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的一篇課堂筆記。這篇雖然不是一篇研究論文，而是教導審稿原則的指南，但是卻可以帶給我們很多省思：當我在撰寫論文時，是否有考慮到這篇提到的常見錯誤？當我要提供修改意見時，是不是能夠符合這篇的要求？瞭解學術界同儕評閱的守則並不只在有朝一日負責審查論文時會派得上用場，也可以讓我們更加瞭解其他人在審查論文時所注重的重點。
(more...)這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的一篇課堂論文閱讀報告。作者圖書資訊學大師Hjørland將此領域多年深耕的看法通盤整理，讓我們得以從更廣闊的觀點來看待圖書資訊學。特別的是作者提出以哲學的觀點來看待圖書資訊學研究，可以開拓我們看待研究議題的視野。
(more...)紙本好還是數位好？這種二元化的研究問題直到現在仍十分盛行。這一篇2002年在美國以問卷調查歷史學者取用數位資源與紙本資源偏好的研究也是這種研究方法的一種表現。但是問卷調查能看到的結果有限，而且只使用敘述統計來描述調查結果，推論性都有待商榷。這一篇研究可以給想做類似題目的同學一個參考，到底要怎麼設計研究方法才能瞭解歷史學者對於資料蒐集的真正需求呢？
(more...)Savolainen所發表的ELIS日常生活資訊行為模型是我國資訊行為相關研究必定會引用的一篇論文，特別是他的那一張架構圖。但除了引用架構圖之外，我還是很認真地勸各位同學好好看一下這篇論文，Savolainen歸納的四種生活管理形態是一種很不錯的分析方式，值得參考。此外，Savolainen後續還有進行許多的相關研究，建議同學也可以讀讀他其他篇文章，請看作者個人網頁。
Savolainen, R. (1995).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Approaching information seeking in the context of “way of life.”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7(3), 259-294. doi:10.1016/0740-8188(95)90048-9
筆記檔案下載：Google Drive、One Drive、Box.net、Mega
生活方式的理論基礎是來自於Pierre Bourdieu (1984) 對於興趣(habitus)的定義：
habitus is a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determined system of thinking,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internalized by the individual.
興趣是一種個人由社會與文化所決定的思想、覺知、評估、內化系統
由於興趣的定義太過抽象，本研究提出了「生活方式」(way of life)來描述興趣的實務表現
生活方式通常會被視為「事物的順序」(order of things)
生活方式的運作概念，可由三種變項組成：
生活管理：由於生活方式不會自動產生有意義的順序，因此生活管理就是把事物都安排好
生活管理型態：影響生活管理的重要因素，是個人所在的問題情境，以及解決問題的資訊尋求。
生活管理的問題情境可以從問題解決的兩種維度來分析：
因此基於上述兩種維度，生活管理可以分成四種型態：
| 認知導向 | 情意導向 | |
| 特性 | 考慮現實情況 | 傾向於脫離現實的思考 |
| 資訊檢索 | 從不同來源取得資訊 | 偏好直接從資訊尋求中獲得結果 |
| 看報紙 | 長篇論述、政治、科學與傳統 | 娛樂版 |
| 讀書 | -- | 很少讀書 |
| 電視與廣播 | 關注政治與文化發展 | 廣告節目、電影與影集、娛樂節目、搖滾樂 |
這篇是講資訊檢索歷史中Salton所發展的代表性檢索系統SMART，可以看得出1997年所使用的技術早就已經相當成熟了。
Salton, G., & McGill, M. J. (1997). The SMART and SIRE experimental retrieval systems. In Readings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pp. 381–399).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Retrieved from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275715
這一份文章是書中的一個章節。這個章節是橫著擺，就是跟其他作者不一樣，讀起來有點麻煩啊。
本章的目標是未來資訊檢索系統中可能會用來處理分析、檔案組織、搜尋以及檢索的方法。
SMART系統可能是不基於倒置索引檔(inverted file technology)中最知名的實驗系統。本章會詳細介紹SMART系統的細節，包括自動索引方法、叢集式檔案組織 (可以講相關資料彙集成一個常見的類別)、以及互動式搜尋技術(使用相關回饋來改善使用者下檢索詞彙的問題)。
各種其他實驗的檢索系統，包括SIRE，也使用了許多創新但目前仍不常見的功能。本章最後會介紹這些例子。本地叢集化的方法以及在布林檢索中結合詞彙權重的方法，可以將使用者的回饋與查詢結合在一起。
SMART的基礎
SMART的貢獻
這是另外一篇資訊檢索歷史的文章。裡面的名詞你都知道嗎？
Singhal, A. (2001). Moder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 brief overview. IEEE Data Engineering Bulletin, 24(4), 35–43.
數千年以來，人們開始瞭解資訊儲存與取用的重要性。隨著電腦時代的到來，大量資訊的儲存變得可行，而且如何從這些儲存庫中取得有用的資訊也成為必須面對的課題，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IR)就是因應這樣的需求而在1950年代誕生。
經過經過40年之後(布丁註，本文為2001年)，資訊檢索領域已經有相當成熟的發展，每天都有不同使用者操作著各種資訊檢索系統。
這篇文章概要地回顧了資訊檢索領域的重要發展，並且描述該領域的現況。
1 Brief History
2 Models and Implementation
2.1 Vector Space Model 向量空間模型
2.2 Probabilistic Models 機率模型
2.3 Inference Network Model 推論網路模型
2.4 Implementation
3 Evaluation
4 Key Techniques
4.1 Term Weighting 字詞權重
4.2 Query Modification 查詢修正
5 Other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6 Summing Up
References
這一篇分成將IR的歷史與IR的技術。
[IR的歷史]
[IR技術]
這一篇最近一次考試中考出來的一篇文章，回顧1945到近2010年間的資訊檢索發展歷史。像這種歷史回顧性的文章是列入考題的熱門題材，而回顧文章的寫作方式也是很值得作為參考。
Lesk, M. (1996). The seven age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UDT Occasional Paper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lesk.com/mlesk/ages/ages.html
Vannevar Bush他在1945年發佈的文章為世界的圖書館建立了一個快速取得資料的目標，而這個目標應該在經過65年之後的2010年完成(布丁註：該文章是在1996年發表)。因此，我們就可以將歷史記錄與Bush所想的做個比較。
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這個學科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經歷了學童期(schoolboy)，然後在1970年代積極發展之後，其研究成果，例如全文檢索系統(free-text search systems)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廣泛應用於一般民眾的身上。
統計與智能內容分析兩種技術是資訊檢索主要的發展方向。以往的重點大多在前者，但是到了現代網際網路發展之後，人所建立的連結逐漸受到重視。
當我們學習如何處理文字資訊的時候，資訊檢索則是更進一步，朝向聲音與影像檢索的處理議題進行研究。而這些內容也正是現在圖書館發展多媒體數位館藏所要面對的問題。
在經過了如同個人一生的時間之後，我們看起來總算可以完成Bush的夢想了。
這是一份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的課堂筆記。臺灣圖資界大師王振鵠老師在本文中介紹了從日治時期至2006年左右的臺灣圖書館發展歷史。由於臺灣圖資界一向往英美西方看齊，這份文章剛好可以彌補一下學生對於本國發展歷程的知識。
This is a reading note of a course “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the most important professo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aiwan, Prof. 王, 振鵠. He described librarianship development in Taiwan from 1901. It’s a very good reading material for our LIS students to know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brarianship.
王振鵠（2007）。百年來的臺灣圖書館事業。圖書與資訊學刊，63。
上網日期：2014年9月18日，檢自：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232125-200711-x-63-1-9-a
臺灣圖書館的創設起始於 1901 年日籍人士坂內正六等及臺灣協會在臺北淡水館內創辦的「私立臺灣文庫」，但是在1907年因經費短缺而休館，由日後成立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接管。
繼臺灣文庫之後，日籍人士石坂莊作於 1909年在基隆創立了「私立石坂文庫」。1924年移贈財團法人基隆公益社，該設社接手後於翌年1925年設立「基隆文庫」。1932年基隆市政府接管後更名為「基隆圖書館」。
「私立臺灣文庫」與「私立石板文庫」的興建係臺灣近代圖書館之發端，亦促使公立圖書館的產生。
臺灣第一所公立圖書館是1914年臺灣總督府創立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是當時臺灣最具規模的圖書館。1923年，臺灣總督府頒佈「公私立圖書館規則」，規範圖書館之設置得收圖書閱覽費，鼓勵各地圖書館相繼成立。
1927年由圖書館從業人員組成的「臺灣圖書館協會」成立，並於1931年制訂每年元月11日後的一週作為全臺圖書館週、1933年決定每年4月2日為圖書館紀念日。
至1943年臺灣光復前夕，共設有公共圖書館93所，主要典藏日文書刊。而大專及高等學校均設有圖書館，以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書最豐富。臺北帝大光復後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至今仍典藏了許多臺灣重要的研究資源。
1945年臺灣光復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過程可以分成三階段。
重建階段(1945~1952)：
成長階段(1953~1976)：
茁壯階段(1977~)：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成立於1953年，以研究圖書資訊學術、促進圖書館事業的合作發展為目的。學會首要的貢獻是研訂各類圖書館標準，最為關切的目標則為「圖書館法」的制訂，最終於2001年頒佈；圖書館學會另一工作為圖書館工作人員研習會的舉辦。在學術方面也定期出版會報及通訊二刊，並與出版機構合作編印專著和叢書多種，包括《中國編目規則》與《中國機讀編目格式》，以及呼籲政府與民眾重視的《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
臺灣圖書館界自1970年代起即自動自發的成立了不同類型的合作組織，採會員制推動各項活動。
最先成立的合作組織是1972年的「中華民國科技圖書館及資料單位館際合作組織」，而後是1981年的「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及資料單位合作組織」。在兩岸合作方面則有1996年成立的「中華民國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在電子資源整合上則以1998年成立的「全國學術它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為主；兩岸學術交流則是以1990年成立的「中華圖書資訊教育學會」最具成效成效。
根據1946年至1999年的53年間統計，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研究大致上可分為三類：
這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的課堂論文閱讀。這是Library Quarterly期刊主編Richardson所撰寫的同儕評閱過程，讓投稿者能夠瞭解期刊選擇文章的標準以及文章篩選過程。
This is a reading note of course “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is the editor of Library Quarterly journal.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anuscript review process to make novice researchers understand how to submit their article successfully.
Richardson, J. V. (2002). The Peer Review Process: Acceptances, Revisions, and Outright Rejections. Library Quarterly, 72(1)
同儕評閱(peer review或refereeing)，由一群專家鑑定學術著作是否達到出版標準。同儕評審的歷史可以回溯至 1665 年，最早出現在 Royal Society’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在當時投稿文章由該學會會員，例如牛頓(Isaac Newton)、達爾文(Charles Darwin)、法拉利(Michael Faraday) 和赫雪爾 (William Gerschel) 等審查。從此之後，該評閱機制被科學研究社群廣為採用。
期刊The Library Quarterly的主編Steve Harter在1993說明該期刊使用的雙盲匿名評閱制度(double-blind refereeing)：
這也是一般同儕評閱(peer review)使用的方法。
根據The Library Quarterly期刊的評閱者報告(Referee’s Report)的建議，評閱者評閱論文的主要有9點，然後請評閱者補充其他他們認為重要的標準：
Library Quarterly的評閱者報告單附圖如下：
The Library Quarterly的主編Richardson在2002年的編者語錄中，將投稿的稿件(manuscript)以三種方式來處理：接受(Accept)、修改並重新投稿(Revise and Resubmit)與拒絕(Rejected)。
儘管主編擁有接受稿件的權力，但主編仍會參考評閱者的意見。而接受稿件又可以細分為「完全接受」(accepted outright)、「微小修改後接受」(accepted with minor editing)、「大幅修改後接受」(accepted with more major revisions)。通常決定「接受」該稿件所需要的時間大約是3個月內。
大部分的稿件都被歸類在此類，而通常主編會在4個月內決定如此處理。這種稿件通常是主題與期刊相符，但是在研究方法或研究結果上撰寫的方式有問題。因此主編會允許評閱者以較長的時間回覆，以建議作者如何修復這些問題，而主編也許要較長的時間提供作者建議。
當稿件的內容主題或是呈現方式需要大幅度修改時，主編會建議作者投稿到其他的期刊。這類型的稿件大概佔了1/4。決定「拒絕」該稿件所需要的時間最快，大概是在2個月左右。拒絕的稿件並不會進行同儕評閱，通常這些稿件的問題在於：
被拒絕的稿件作者通常是沒看過該期刊的外國作者。
(more...)這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的課堂報告。這篇是文獻探討的寫作指南，包括如何找尋文獻、如何撰寫文獻探討。很像是研究方法會講的內容。實際上這篇跟圖書資訊學並沒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This is a course report of 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 This paper describes how to conduct an effective literature review by searching literature and composing review. This paper is a very useful material for Research Methodology course.
Levy, Y., & Ellis, T. J. (2006). A systems approach to conduct an effective literature review in suppor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nforming Sc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 Emerging Transdiscipline, 9(1), 181–2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s.ryerson.ca/aferworn/courses/CP8101/CLASSES/ConductingLiteratureReview.pdf
下載：Google Drive、OneDrive、Box、MEGA
[WARRANT] 當系所中最重要的教授去教一年級學生時，這可說是該系所將教學視為最重要的任務。
[CLAIM] 我們已經試著改變大學生的教育被視為次要的問題，
[REASON] 而這問題可透過要求我們最好的研究者去教大一新生來解決。
[EVIDENCE] 舉例來說，諾貝爾物理獎Kinahan教授現在就在教大一新生物理。
3-1-1. Journals [P.185 / PDF.5]
3-1-2. Conferences [P.187 / PDF.7]
3-2-1. 文獻的合適度 / Applicability of literature [P.188 / PDF.8]
3-2-2. 文獻使用倫理 / Ethical and unethical use of references [P.188 / PDF.8]
3-3-1. 關鍵字搜尋 Keywords search [P.190 / PDF.10]
3-3-2. 反向搜尋 Backward search [P.190 / PDF.10]
3-3-3. 前向搜尋 Forward search [P.191 / PDF.11]
Other research also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 and group marks should be combined in-group activities (Buchy & Quinlan, 2000; Lim et al., 2003; Romano & Nunamaker, 1998).
Buchy and Quinlan (2000) interviewed 36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utorial groups.
These interviews indicated that the students felt they were becoming more conscious of learning processes of both themselves and their peers.
Han and Kamber (2001) suggest an evolution that moves from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base creation, towards data management, and ultimately, data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Han and Kamber (2001) suggest an evolution that moves from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base creation, towards data management, and ultimately, data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For example, data processing is a base function enabling manipulation and aggregation of data, thus facilitating searching and retrieval.
4-3-1. 理論 / Theory: Definition and Use in IS Literature [P.194 / PDF.14]
4-3-2. 概念/變項 / Constructs/variables: Definition and Use in IS Literature [P.196 / PDF.16]
4-3-3. 模型 / Models/frameworks: Definition and Use in IS Literature [P.198 / PDF.18]
Data mining is the analyz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ar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Through analyzing vast amounts of data it is possible to find patterns, relationships and from these discoveries it is possible to make correlations (Chen & Liu, 2005).
One current DRM initiative, the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is an Internet-based system for global identification and reuse of digital content, and provides a tracking mechanism to identify digital assets (Paskin, 2003; Dalziel, 2004).
However, despite being integrated in learning object technologies, this DOI is not widely employed across LOR and databases, nor is it universally adapted by content owners (Nair & Jeevan, 2004).
Similarly, while most metadata schema enables assets to be tagged with copyright information, this method lacks technological enforcement (Genoni, 2004).
… the applications of data mining fall under the general umbrella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Case studies have reported implementation of data mining applications for:
(1) Enrollment management (to help capture promising students) (Sanjeev, 2002);
(2) Alumni management (to foster donations and pledges) (Ma et al., 2000);
(3) Marketing analysis (to better allocate the marketing funds) (Glance et al., 2005); and
(4) Mail campaign analysis (to judge its effectiveness and design new, better targeted mailings) (Abe et al., 2004).
Based upon the similarity to applications with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Liu et al (2005) speculated that data mining could also be used within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for fraud analysis and detection.
5-1. 寫作常見問題 / Wri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204 / PDF.24]
| Problem | Possible cause(s) | Solution(s) |
| Lack of time. | Especially for part-time students, life makes many demands. | Time management. Make writing a part of your personal leisure time. Socialize family and friends to recognize that your academic writing work is important. |
| Unfamiliar with different styles, especially academic writing. | Familiar only with style used in the workplace. Lack of academic writing background. | Read different styles. Work at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conventions for different situations. |
| Not used to writing at length | Used to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Rarely use writing for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hence not familiar with tenses, the possessive and grammatical conventions. | Reading and learning! Writing short piece first. Subdivide academic writing (such as dissertation drafts) into manageable sections. |
以下總共199個變項。隨便挑選5個來組成依變項，搞不好就可以輕鬆作研究也說不定？不過能夠搞懂這199個變項的話，一定可以成為資訊科學領域的大師吧！
以下你知道那些變項呢？歡迎在留言中一起來討論！
Figure 10: Main constructs used in IS research, adopted from ISWorld
這是一篇課堂上的論文閱讀筆記，這篇是圖資學專家Bates的彙整論文，她侃侃而談圖資學的理論源流，是篇充滿啟發性的入門文章。
This is a course reading note. The author Bates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professio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She elucidated this disciplinary’s paradigms and theories. I very recommand newbie to read this article.
Bates, M. J. (1999). The Invisible Substra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50(12), 1043-1050.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direct=true&db=bth&AN=2365455&lang=zh-tw&site=ehost-live
很多資訊科學的研究燒了大把銀子，可是都在打造一些從1960年代以來就已經知道的事情。
要提高學科領域的成熟度，需要建立學科領域的典範 (field paradigm)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介紹圖資學中無形的基礎
對於圖資學普遍的定義是：研究資訊的蒐集(gathering)、組織(organizing)、保存(storing)、檢索(retrieving)與散佈(dissemination)
這定義從1968年Harold Borko發表開始就沒什麼變動過
這是一篇論文閱讀筆記。作者使用LDA法(latenet Dirichlet allocation)分析北美圖資學博士論文，發掘出歷年來圖資領域的主題與轉變。
This is a research paper reading note. Author utilize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to identitfy latent topics of North Americ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issetations.
Sugimoto, C. R., Li, D., Russell, T. G., Finlay, S. C., & Ding, Y. (2011). The shifting sand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alyzing North Americ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dissertations using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62(1), 185-204. doi:10.1002/asi.21435
This work identifies changes in dominant topic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over time, by analyzing the 3,121 doctoral dissertations completed between 1930 and 2009 at North Americ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grams. The authors utilize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to identify latent topics diachronically and to identify representative dissertations of those topics.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main topics in LI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from those in the initial period (1930–1969) to the present (2000–2009). However, some themes occurred in multiple periods, representing core areas of the field: library history occurred in the first two periods; citation analysi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periods; and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in the fourth and last period. Two topics occurred in three of the five periods: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information use. One of the notable changes in the topics was the diminishing use of the word library (and related terms). This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vision of doctoral education in LIS. This work is compared to other earlier analyses and provides validation for the use of LDA in topic analysis of a discipline.
這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的期末報告，我嘗試從臺灣閱讀教育的發展切入，呼籲圖書館應該重視閱讀學習。
This article i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trend” final report. I analysised Taiwan’s read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ried to promote more attention to library’s reading eduction.
這份報告我先做了投影片試講，然後再修改成文章版本作為最後報告繳交。因此投影片內容跟期末報告有些許的不同。
雖然最後老師要求的只有期末報告的部份，但我還是會想做投影片來跟大家說明。因為我覺得文章是給讀者回家讀的，投影片是在眾人面前講解用的。投影片參雜了一些演講效果的片段，不那麼正式就是了。
那以下就是主要內文囉。
閱讀是現代人吸收知識行為的基本途徑。不論古今中外，閱讀皆為世人所重視之事。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言道：「閱讀造就豐富充實的人」(Reading makes a full man)，而我國對於閱讀的重視可溯及先秦時代，至聖先師孔子自行組織閱讀教育，強調「志於學」、「志於道」、「志於仁」的閱讀治學目標（曾祥芹，1999）。直到現代社會，臺灣的教育政策仍不忘以閱讀為本，前教育部長曾志朗（2000）指出「閱讀係一切學習的主要基礎」，另一位前教育部長杜正勝（2006）也在施政報告中指示：「閱讀能力與習慣的養成，影響個體的發展及未來的成就甚鉅，如何提供學子閱讀機會，養成閱讀習慣與能力，進而提昇學童語文及獨立思考創造之能力，誠為教育工作者當務之急。」而國民教育的國語文課程大綱中，也明文規定課內外文本閱讀的相關準則。
此外，對提升國民知識水準為己任的圖書館界來說，閱讀一向是圖書館主要推動的活動之一。臺北縣（現為新北市）立圖書館代理館長何文慶（2006）在「公共圖書館與全民閱讀」一文中強調「公共圖書館是全民閱讀最主要的據點之一，推展全民閱讀則是公共圖書館的重要任務，為能達成任務並固守據點，公共圖書館需和社會脈動一起呼吸，甚而引領前進節奏。」公共圖書館推動閱讀的眾多活動成果輝煌。以讀書會的成立數量來說，根據資策會於九十一年的文化統計，臺閩地區社區讀書會的數量就高達了3557家（吳惠林，2003）。
就在全國從教育政策與圖書館支援的共同努力下，不論是在國民教育的課堂教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說故事講座的舉行、鼓勵親子共讀與讀書會的進行，各式各項促進臺灣國民閱讀的活動一直出現在大大小小的演講、宣傳、佈告中。然而，在許多學者、館員歌頌著閱讀的美好之時，PIRLS 2006的評比卻揭示了臺灣在閱讀教育與現實落差之間的認知問題。
PIRLS是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主導的四年級學生閱讀素養跨國研究(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每五年舉辦一次。2006年，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的柯華葳教授主導帶領臺灣參與PIRLS 2006，與全球44個國家一同進行國際大規模的評比。2007年底評比結果公布，在45個國家中，臺灣四年級學生的閱讀能力僅排行到第22名。跟排名第二的香港與排名第四的新加坡相比，臺灣居然落於參與PIRLS 2006的華人地區國家中的最後一位。（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雅，2008）
PIRLS 2006的結果震驚了臺灣上下，引發教育界與學界一片嘩然。有人認為是學校授課的問題，認為課堂教學僅止於直接理解，缺乏高層次思考（邢小萍，2008）。也有人質疑閱讀活動的舉行落於形式，只看填寫閱讀單的數量，卻沒有真正深入閱讀，而且活動舉辦與讀者的參與熱情也不成正比（柯華葳等人，2008）。圖書館界也驚覺自己過於重視館藏設備與環境等硬體的營造，卻忽略了閱讀指導這種軟實力的訓練（國家圖書館，2010）。
臺灣的閱讀教育受到PIRLS 2006的評比影響深遠，越來越多學者針對閱讀指導進行深入的研究。然而，在追求未來發展的方向之前，本文欲先探討閱讀素養的定義，再回顧過去閱讀教育的經歷。在PIRLS 2006之前，臺灣究竟是如何看待閱讀教育？這又跟現代國際社會所指的「閱讀素養」有什麼不同？為何臺灣教育與圖書館倡導的閱讀卻無法有效深入人心？而在PIRLS 2006之後，臺灣的閱讀教育與圖書館又有何改變？圖書館究竟應該如何因應？針對上述閱讀教育的問題，本文將嘗試從圖書資訊領域的觀點來進行論述。
文字的發明讓人類得以記錄知識，印刷術的技術推動大量知識的傳播，而網路網路更讓數位化的圖文記錄無遠弗屆。現代載體上的各種知識數量龐大到難以計數，但是吸收記載著這些知識的方式中，閱讀扮演著關鍵的重要地位。早期人們對於閱讀的定位大多著重於識字，也就是讓人們能夠針對載體上記載的文字進行識別、了解文字的意義，而識字率常常作為國家發展水準的重要指標。但是對閱讀教育領域的學者來說，認得書面上的文字意義只是開始閱讀的基礎，並不直接代表讀者就能有能力理解、記憶文章內容，更不一定能夠增長讀者的知識。
閱讀的定義並不是單純的識字，那麼究竟是什麼閱讀？現在國際上對於閱讀的概念被定義為「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PIRLS 2006對於閱讀素養的定義包括以下五點：(1) 能夠理解並運用書寫語文的能力；(2) 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中建構出意義；(3) 能從閱讀中學習；(4) 參與學校及生活中閱讀社群的活動；(5) 由閱讀獲得樂趣。而學生的閱讀成就、態度與行為皆與其周遭的環境相關，包括家中教育資源、父母閱讀習慣、教師閱讀教學、學校閱讀教育政策、整體閱讀課程安排等。在閱讀成就的評量方式上，PIRLS從閱讀理解歷程的角度切入，將閱讀歷程分成「直接理解歷程」和「解釋理解歷程」兩階段。前者著重於針對文本陳述的訊息進行直接的提取與推論；後者則是在前者的基礎下，更進一步進行詮釋、整合與評估文本的內容。從評量的內容可知，PIRLS的閱讀理解並不拘泥於認字解碼，而是真正去了解學生是否讀懂文章的內容。（柯華葳等人，2008）
國際重要的閱讀評量計畫除了PIRLS之外，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主持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也是結合全球各國進行的大規模調查。PISA 係針對15歲學生對於獨立生活應具備的閱讀、數學與科學三大素養，每年輪流擇一主題進行評比。其中PISA對於閱讀素養的定義為「讀者對於文章內容的理解、運用以及省思，以實現個人不同的閱讀目標，增進知識、發揮潛能以及參與社會的能力。」在以閱讀素養為主的PISA 2009中，主要係針對情境、文本與認知面向等三個構面進行調查。情境涉及閱讀行為的各種情境脈絡與目的，包含個人、教育、職業和公共事務等情境；文本則是分析閱讀素材的類型，包含連續與非連續文本；認知面向調查讀者針對文本所進行的認知運作，包含擷取與檢索、統整與解釋、省思與評鑑等三個類別。由於PISA測驗的目標鎖定在15歲學生，在閱讀歷程評量上並不著重學生已經具備基本的閱讀技巧，而是聚焦於擷取訊息、對文本有廣泛普遍的理解、解釋文本、省思文本內容、以及省思文本的形式與特色的能力上等五個階段（PISA國家研究中心，2008）。PISA的閱讀歷程評量重點與PIRLS類似，不僅要求讀者從文本中辨識文章內容，更能夠解釋、推論、結合自己的知識並提出自己的觀點。
在對國際對於閱讀素養的定義有所了解之後，接著再回來看看臺灣的閱讀教育。閱讀教育勢必從基礎的識字解碼開始，不同語言也應有該語言的閱讀教育，因此本文僅聚焦於國民教育中的國語文課程，並一併探討與閱讀教育相關的政策。
在PIRLS 2006成果公布的2007年底以前，臺灣的閱讀教育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先是1911年（民國元年）至1968年（民國57年）的建國戰亂時期；接著是從1968年（民國57年）至2000年（民國89年）的九年義務教育時期；後來則是2000年（民國89年）至2007年（民國96年）的閱讀運動推廣時期。
建國戰亂時期大多聚焦在授課使用的閱讀文本。中華民國自從1911年建國之初，隨即成立的教育部也繼承清朝小學課程標準，在初等小學校與高等小學校實施文言文聽說讀寫教授的國文課程。1923年（民國12年），以吳研因為首的民間團體大力鼓吹「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遂使教育部將授課內容從文言文改為語體文，落實「我手寫我口」。到了1932年（民國21年），日軍的入侵讓中華民國進入抗戰時期，教育部隨即發佈「小學課程（二條）標準」，將國民黨義教材融入國語科目中，在戰亂物資不足的時期中將國語、社會、自然等教學內容混合而成「國語常識混合編制抗建讀本」。1949年（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臺時期，國語科的教材更加注重民族精神的激發，強調反共抗俄意識、闡揚三民主義（司琦，2003a，2003b）。
遷臺之後直至動員戡亂後期，自1968年（民國5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正式實施後，臺灣的閱讀教育也進入了下一個時期。在教育部為九年義務教育發佈的「國民中學國文暫行課程標準」中指示學生不僅得閱讀語體文與文言文，了解各種文體之寫作技巧與文法應用之外，也明定學生應閱讀課外讀物，以培養文學欣賞閱讀興趣。接著之後教育部多次編修課程大綱，在1994年（民國83年）發佈第四次修訂版本的「國民中學國文課程標準」中更加強調標準國語聽說讀寫的能力，而原本國文知識內涵中的語文訓練也被改為課外閱讀。直至2000年（民國89年）教育部發佈的「九年一貫本國語文課程暫行綱要」為止，國語文課堂教學標準含括了範文教學、語文常識、作文、語言訓練與課外閱讀。至此閱讀教育的重點仍僅止於課堂中，而且尚未進入閱讀的深入指導。
2000年（民國89年），隨著「全國兒童閱讀運動實施計畫」的開展，臺灣的閱讀教育也進展到閱讀運動推廣時期。基於1998年（民國87年）頒佈的「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當時教育部長曾志朗大力鼓吹親子共讀與讀書會的成立。「全國兒童閱讀運動實施計畫」不僅徵求閱讀活動種子教師與志工並進行培訓，也結合出版界辦理各種閱讀活動、建立閱讀書單、推展親子共讀的學習型家庭，並在學校設置班級圖書專櫃、充實各校圖書館資源、開發「閱讀護照」以營造閱讀環境。全國兒童閱讀日（4月2日）的制定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到了2004年（民國93年）教育部長杜正勝上台之後，國家教育政策將提昇語言能力列為2004年至2007年的施政主軸（杜正勝，2004），也在2005年施政報告中首度提出「閱讀素養」的概念。2004年（民國93年）之後閱讀教育的重點在於「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劃」，計畫內容除了將補助資源投注在弱勢地區國民中小學上，也擴大閱讀活動執行人員與活動的內容，從補助焦點學校中遴選1名參與閱讀種子教師培訓、校園開始實施晨讀活動、並表揚「閱讀推動大使」、建置兒童閱讀網站。（教育部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會，2012）
到了2007年（民國96年）年末，即將風光收尾的「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劃」卻面臨了PIRLS 2006評比結果揭露出的許多問題。PIRLS 2006結果指出，即使國民小學的教學綱要含括閱讀教學時間，不少老師仍將之挪做其他課程使用。此外，教師也有在課堂中過於重視字詞教學，每天確實指導閱讀策略的人比例偏低的問題（柯華葳等人，2008）。同樣的，對圖書館來說，即使先前調查中顯示圖書館的館藏資源與學生閱讀成就有所關連（柯華葳，2005），或是香港圖書館員選書小組帶領香港在PIRLS 2006名列前茅（何琦瑜，2007），但臺灣在國家政策下充實了國中小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計畫之後，卻只有15%的學生有在進行課外讀物的閱讀，落於PIRLS 2006參與國家中的最後一位。這項調查結果的背後意義，是值得高舉反對課業學習壓力的旗幟、大力鼓吹自由閱讀課外讀物的圖書館進行反思，檢討閱讀推廣活動的合適性。
學生無心於課外閱讀一事，從2002年時天下雜誌舉行的全民閱讀大調查可一見端倪。調查結果顯示，臺灣民眾讀書的時間每天不超過一小時；父母想陪孩子看看課外讀物，每天卻湊不出半個小時；七成以上的民眾很少踏進圖書館；電腦與電視也是民眾休閒興趣的首選，而不是閱讀（李雪莉，2002）。為了提昇讀者對於閱讀的重視，圖書館界不斷有著解放沈重的課業壓力、享受閱讀陶冶性情的言論，並致力於提昇讀者的閱讀興趣（丘引，2003；王岫，2003）。然而，閱讀興趣的提昇的先決條件在於閱讀目的符合讀者所需。明代教育家王守仁（王陽明）也曾說過：「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點出了確立閱讀目的之後才能讓閱讀有所成效的內涵。因此，為了進行有效的閱讀，必須先釐清閱讀目的的演變。
曾祥芹與韓雪屏（1992）在「閱讀學原理」中分析了中國由古至今閱讀發展歷程，並從時代整體的宏觀角度，將閱讀目的的演變歸納為倫理中心主義與功利主義兩類。前者是普遍國人贊同的理想目標，後者則偏向從學以致用的角度來看待閱讀。
倫理中心主義係基於中國封建社會文化對於學術教育的深遠影響，不論是三教九流、各行各業，閱讀、學習的目標都是為了服務政治、成就國家。戰國時代的孟子論道：「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一「明人倫」即是封建社會的教育綱領，而南宋朱熹則更加強調「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因此「聖賢教人，只要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到了明代，王守仁認為非明人倫不可，「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明人倫的概念藉由唐代韓愈的「道統」說變得更為具體。韓愈認為「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視，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這種「道統」說主張貫徹儒家「三綱五長」之本，影響之大，清朝雍正皇帝甚至下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可見一斑。
直到現代社會，倫理中心主義追求國家、政治、眾人利益的的閱讀價值觀念仍深植人心，也形成現今推動閱讀活動的主要出發點。丘引（2003）對於國中學生讀書會的期許中提及「因為透過閱讀，透過討論，孩子開始尋找自己、發現自己，他們開始學習愛自己，也找到自信。愛自己懂得了尊重自己，當然，也懂得尊重別人。這是生命重要轉變過程。」這種觀點並不脫離以營造團體和諧、眾人和樂為中心的政治思維，亦即以倫理中心主義來看待閱讀的目的。
除了倫理中心主義的閱讀目的外，中國尚有另一種「學以致用」的閱讀價值觀，並在現代社會逐漸受人重視。早在魏晉南北朝之時，當代著名學者顏之推即在《顏氏家訓》中以功利的角度看待閱讀。他說：「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自當求諸身耳。」指出了閱讀對於技能培養的重要價值（曾祥芹，1999）。到了近代受到資產階級化的影響，學者對於透過閱讀學習知識的目的更為具體。張之洞在《上海強學會序》認為學習的目的視要深通外國政俗、要懂得專門之學，例如「專精農工商礦之學」、「專精水陸軍及造船之學」，並以「考泰西所以富強之由」作為學習的宗旨。而康有為也在《后序》中指出學習是要針對「天地鬼物、昆蟲草木」，達到增長知識的「益智」，更要「講中國自強之學」。
功利主義的閱讀目的儘管可與倫理中心主義彼此共存，但是兩者依然有先後強調順序不同的問題存在。古人顏之推認為閱讀首重「增益德行」，其次才是「得以自資」。即使到了現代，也仍有學者認為應以培育閱讀樂趣為重，而將課堂學習知識這等令孩童造成壓力的事情視為次要目標，不僅反對「閱讀等於讀書，讀書就只是為了考試與出人頭地」（張瀞文，2003），也認為「只要相信閱讀好就行，不必以考核的眼光驗收成果」（張莉慧，2009）。
然而，強調倫理中心主義的閱讀目的對於民眾的意義為何，其實仍有待深思。曾志朗（2001）就任教育部長期間曾為九二一震災兒童舉辦過「災區學校暑期兒童閱讀營」的活動。活動內容包括閱讀童書、閱讀家庭、閱讀音樂、閱讀兩性與閱讀社區等，務使兒童培育正確的人生價值觀，這即是倫理中心主義的觀點。但是在活動實施講述閱讀家庭時，卻因此揭開兒童因地震喪失親人的瘡疤，造成活動中的一項遺憾（許秀花，2000）。
另一方面，李家同（2010）在各地演講「大量閱讀的重要性」中強調「閱讀應該是不受任何的限制，是隨興自在地看自己想看的書」的想法，乍看之下是反對學校課業的束縛，但實際上卻是站在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閱讀，更排斥「讀聖賢書」的道統之說。李家同認為閱讀的目的在於「提昇能力」，而能力的培養必須來自外界大量文化的刺激、累積各種普通常識，才能擴大學童的視野。即使閱讀的文本是與脫離正規教育的課外讀物，李家同仍然認為閱讀是以培育知識技能為最終目標。
至於要如何從大量閱讀中吸收知識，李家同指出大量閱讀自然會學到如何從文章中抓取重點，更進一步理解題目問題。但是不少學者認為單純地將書放在學童面前，並不代表學童真的能夠懂得「如何閱讀」。就如常玉慧（2006）所言，閱讀並非「天生就會」，還需要配合環境與指導的進行。而孩童的閱讀問題早在1986年時Stanovich所提出的「閱讀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s in reading)中就已經警惕道學童難以自行懂得如何閱讀，並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自然習得，反而會與小時候已經擁有閱讀技能的人落差越來越大。
帶領學童等讀者從閱讀中獲得知識並不只是學校教師的責任，這也應是圖書館的主要任務。在支持圖書館的圖書資訊學仍被視為「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的時代，Borko (1968)就對此領域的主要任務提出具體的定義：「資訊科學領域係發掘資訊(information)的特性與行為，並致力於管理流動的資訊，最佳化資訊的取用」。到了強調知識管理的現代社會中，不論是原始的資料(data)、具有意義的資訊(information)、或是綜合多人與專家見解的知識(knowledge) (Davenport & Prusak, 1998)，學者的目的皆是以功利主義為出發點，透過知識組織等方法致力於讓讀者更容易獲取載體記錄的文字內容。因此圖書館也應該更進一步地對讀者從閱讀中獲取知識的過程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亦即了解閱讀理解的內涵。
閱讀的重要目的在於理解。唯有理解文本傳達的訊息，讀者才能獲取文字中的知識。若不講求理解，閱讀往往淪於走馬看花、過目即忘，難以得到實質收獲。胡繼武（1991）指出，不理解的知識難以「內化」成自己的知識和智能、難以充分利用，只有理解過後的知識才能確實提昇讀者的知識水準。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達到理解層次的能力，又稱為閱讀理解能力。Rayner與Pollatek (1989)對閱讀理解能力下過明確的定義「從書本上提取視覺訊息和理解文章意義的能力」，而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閱讀理解的重點在於「心理表徵建構活動」上，不僅考量到讀者語言能力，還有注意力、工作記憶與背景知識等多項變項的影響(Lorch Jr. & Broek, 1997)。由於大多人對於閱讀的認知僅止於認字解碼，而往往低估了閱讀理解的複雜性，導致未成熟的讀者往往不知道閱讀是為了理解、也不懂該如何去理解。因此教導讀者閱讀理解的策略，帶領讀者進行有效的閱讀的重要任務，是我國現階段閱讀教育的重點計畫。
自PIRLS 2006結果公布之後，教育部長杜正勝立即提出了「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閱讀提昇計畫」。此計畫從2008年（民國97年）持續進行到了現在2014年，可視為臺灣閱讀教育的第四時期：閱讀策略教學時期。悅讀101計畫中除了持續充實與整合國中小圖書館閱讀資源、獎勵閱讀推動活動之外，更重要的是進行各項閱讀基礎研究及行動研究、確立國內對於閱讀理論基礎，進而精進課堂中的閱讀教學，編研結合現有課程的「國民中小學延伸閱讀補充教材」與作為教師教導閱讀理解策略參考的「國民中小學閱讀學習參考手冊」，並結合徵選「閱讀理解教學方案」與「閱讀測驗試題」，全面支援教師在課堂中進行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活動。
在教育部積極地推動之下，越來越多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方式已經走出學術論文中課程實驗，而成為落實在課堂教學中的教案內容。舉例來說，教育部於2010彙整閱讀理解教學方案徵選計畫的成果而編成的「閱讀理解教學手冊」一書中，嘗試在目前國語課本中結合可行的閱讀理解策略。這些策略包括：
除此之外，在之後的「在職教師閱讀教學增能研習手冊中」（2011），還增加了找尋不同觀點與反證、結合「六何法」（何時、何地、何人、何事、為何、如何）的自我提問、以及理解監控策略等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同樣地結合了具體的教學方式與範例，讓教師能夠藉此發展課堂中的閱讀理解教學活動。
注重閱讀教育的並不只有學校教師，以促進閱讀為己任的圖書館界也注意到閱讀教育的重要性。2009年（民國98）年教育部試辦「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開始從試辦學校徵選教師接受訓練，成為國中小的圖書教師(teacher librarian)。圖書教師係指具有教師資格且受過圖書資訊專業訓練者，是學校主要的閱讀推動及資訊利用素養教育者（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2012）。此計畫的圖書教師以每週減課10節為交換條件，並負起規劃學校閱讀活動的職責。計畫從2009年（民國98年）選出的51名圖書教師，到隔年增加為113名教師，到了2011年（民國100年），圖書教師已經多達170名。教育部也委託臺灣師範大學辦理「閱讀教師輔導網路與教育訓練」，不僅結合高中高職輔導團針對PISA施測的閱讀指導舉辦工作坊，也編撰了「高中職圖書教師手冊」（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2012）與「圖書教師手冊」（陳昭珍，2011）等實用書籍。書中除了包含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方案之外，也涉及資訊查找技能的資訊素養指導，以及圖書館經營所需要的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等知識。讓學校教師逐漸能夠結合圖書館資源，有效進行閱讀理解教學活動。
上述計畫大多是從教師的觀點來將圖書館結合到閱讀理解教學中，但是卻與圖書館傳統讀者服務中所指的閱讀指導有所不同。張淳淳（2003）在國立空中大學使用的「參考資源與服務」教科書中講述到圖書館的閱讀指導服務「是公共圖書館的重要任務之一，目的在於指導讀者如何閱讀和選擇優良的書籍，促進讀者閱讀能力、鑑別適合讀者自己需要的讀物。這種方法多用於兒童普及教育及成人終身教育」，具體做法則是偏向圖書利用教育，亦即「促使個人（讀者）認識圖書館環境、館藏內容、服務項目及各種規章，進而指導讀者有效利用館藏從事獨立學習、研究或解決問題」。此處所講述的「選擇優良圖書」、「認識圖書館館藏組織結構」往往是站在圖書館系統角度的指導，但是與從讀者角度吸收知識的閱讀理解指導，本質上仍有所差距。
此外，圖書資訊學的資訊尋求理論中也探討讀者如何吸收知識的過程。以Wilson (1997)對於詮釋資訊尋求行為的經典模型來說，最後一步則是探討讀者對於資訊的處理與使用(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use)。但是大多數的研究僅止於從引用的角度來探討讀者的閱讀行為(Wang & White, 1999)，對於在圖書館中以閱讀理解的方式結合學習策略的相關議題，仍得有待更多研究進行深入探討。
實際上，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除了應用在課堂教學之外，圖書館也可以從提供能夠進行閱讀理解策略的環境著手，進一步發展適合各種讀者使用的閱讀理解策略。以「找尋主旨」與「作筆記」的閱讀理解策略來說，傳統圖書館往往受限於館員人力與管理成本，往往在規定明文禁止讀者在書本上進行劃註，造成讀者難以在圖書館閱讀的過程中應用閱讀理解策略。不過在數位時代中，圖書館可以結合資訊技術來輔助讀者進行閱讀。例如Chen等人(2012)即在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中結合閱讀標註系統，不僅讓讀者能夠如圖 1所示地在數位圖書館典藏的數位文本資源上進行標註、撰寫摘要與引用相關資料進行連結，更能夠營造基於閱讀標註上進行討論的合作式閱讀標註學習(collaborative reading annotation learning)。
圖 1 在臺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中撰寫標註
註："Developing a Taiwan library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ith reader knowledge archiving and sharing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DSpace platform", Chen, C.-M., Chen, Y.-T., Hong, C.-M., Liao, C.-W., & Huang, C.-M., 2012, Electronic Library, The, 30(3), 426-442. doi:10.1108/02640471211241681
另一方面，現今閱讀理解的策略大多針對國中小學童的程度、結合國語文課程進行設計，但是不同的文體、不同的內容，皆應配合讀者的程度與目的使用合適的閱讀策略（曾祥芹、韩雪屏，1992；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雅，2008）。學校教育只能教導學生時期應有的閱讀理解策略，圖書館才是進行終身學習的最佳場所。事實上，比起學校教師，圖書館更有潛力發展適合讀者的閱讀理解策略。各式各樣的讀者會在圖書館取用館藏資料並進行閱讀，若圖書館能夠利用如陳勇汀等人（2013）發展的「KALS知識標註學習系統」詳細記錄讀者的閱讀標註特徵，並進一步利用資料探勘技術進行分析就可以發掘特定的讀者群會使用的閱讀行為，據此即可針對不同認知發展階段的讀者規劃合適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除了上述發展議題之外，圖書館也應結合自律學習、問題導向學習等學習策略，在圖書館的閱讀情境中營造以數位學習進行自學的環境。讓圖書館成為一個基於學習理論、能夠讓讀者進行有效學習的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
我國的閱讀教育發展至今，經歷了「建國戰亂時期」、「九年義務教育時期」、「閱讀運動推廣時期」，而來到今日的「閱讀策略教學時期」。在學校教育日漸重視閱讀理解教學的趨勢下，不僅中小學圖書館的圖書教師制度逐漸成形，圖書館皆應開始著手探討閱讀理解策略在圖書館的實際應用。在許多中小學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皆受惠於教育部多次補助館藏與添增設備的相關計畫之後，加上網際網路與數位化的成熟發展提昇了館藏資源的整合與資訊傳遞的效率，現今讀者早已處於可以進行大量閱讀的環境。因此圖書館應該比單純將合適的書籍推薦給讀者更進一步，以培養讀者為大量閱讀所需具備的閱讀理解策略，深入了解資訊到轉化為內部知識的這段歷程。閱讀理解這個重要議題有待有待圖書資訊學術界與圖書館實務界共同合作，基於學習理論的基礎、引領讀者透過有效閱讀吸收文本中的知識、促進讀者閱讀素養提升，讓圖書館不僅僅是典藏知識的場所，更是適合終身學習的理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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